财经作家苏小和说过：“在中国无论做投资，还是做企业，政府关系是否处理得好是判断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点毋庸置疑，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则道出了企业层面的秘密：“不管做什么投资，政府是支持还是不支持，都不重要，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这个企业有没有市场竞争力。因为政府支持的只是一批企业，而这一批企业当中也还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谁能做得更好一点，我相信就是执行力的问题了，也就是竞争力的问题。”

    成功的企业，确实需要决策者对宏观政策的正确解读，但在管理上的出类拔萃却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的未来。

    创业者的离骚

    1996年给人的普遍感受是，经济炽热，人情冰冷。谁都知道，在这个激荡年代，人际交往方式也在随着变革的外围环境发生急剧转型。

    价格并轨，导致以前靠价格补贴的国企，一夜之间就变得力不从心：34000家国企，利润率下降过半。直接后果就是破产，下岗。在东北，曾经被视为中国“鲁尔区”的沈阳铁西，入夜后一片寂静；在南方，三资和私营企业活力无限，广进财源。有一位东北籍的官员去南方履任新职，一到就说：“我们东北的国企，都是被你们这里的小老板搞垮的。”

    物质普遍贫瘠的年代，人们从未感受这样的情绪。这一年，已经是买方市场，产品严重过剩，效率高的经济体无疑会夺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国企在这种竞争格局中，渐渐淡出，只能靠着财政输血苦苦支撑。

    在国内，四川长虹在倪润峰的带领下打响了血腥的价格战，迫使外资家电在中国市场失落霸权。有一个叫王海的人成立了自己的打假公司，消费者开始自觉用法律维权；6月，新浪网的前身，国内最早的商业中文网站之一四通利方正式上线；年底，中国股市暴跌。愤怒的股民将发文称“形势一片大好”的《人民日报》撕得粉碎。

    失落的股民们不知道，《人民日报》这次的描述并不过头，因为当年的GDP增长达到了骇人的9.6%。国民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令支持变革的人们大受感动的。是这样一条消息：话剧《商鞅》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观众席上的一位官员怆然泪下，他的名字叫朱镕基。中国的改革者，面对的是祖宗之法，历史之枷，在痛苦而艰难的改革中，古人与今人都忍辱负重，甚至舍生取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特斯邦威也迎来了企业创始以来的第一次严重的危机——人事震荡。“出走”的是与周成建一起创业的洪伟、李峥两人，背景是邦威创立两年、开始向现代企业过渡的时期。

    在1997年以前，美特斯邦威集团还没有设副总职务，但洪、李两位无疑是周成建的“左膀右臂”。那两年周成建探索“虚拟经营”，企业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开发产品、建设渠道。洪伟负责销售网络的建设，李峥负责产品开发。1996年3月，两人一起离开美特斯邦威集团，加盟另一家休闲服企业高邦集团。

    洪伟后来对媒体谈起这次离开时说：“当时我自身不成熟，也有一些意气。”经历两年创业之后，周成建从个体户式的经营转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洪伟一时无法适应企业的转型。“新事物产生过程中，我们的理解和承受力不同。”例如，当时新建立的绩效考核制度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弹：“我是元老，也要接受考核？”这位年轻气盛的经理人为了证明自己资历和才干而离开了邦威，他当时想：“我可以做好一个邦威，也可以做好另一个休闲服企业。”

    随后的故事变得戏剧化，创业不成的洪伟在1999~2001年重回美特斯邦威，可谓“两进两出”。

    对于周成建而言，外人难得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