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合作的公司失去了信心，退出了西河西路项目的开发，冼笃信不顾他人的劝阻，逆流而上，包揽了整个项目。他这种不安分的天性和闯劲在早年倒卖木材、沉香、猴子、水牛，开武馆，到后来倒卖汽车的时候，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如此，西河西路项目开工典礼上的两件事还是让冼笃信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一件是宣布开工以后，放了两挂大鞭炮，本来放完之后，应该各有一声巨响，但是其中一挂就是不响，等了十多分钟，才终于响了”；“第二件是鞭炮好不容易响了，但工地上一个巨大的牌楼又被一阵不大的风刮倒了。真是邪了门了！”

    这两个“不吉利”的兆头并没有挡住冼笃信的滚滚财源。经过700多个日夜的奋战，造堤围堰，抽沙填滩，填了85万立方土，本来是烂泥淤积、臭气冲天的荒河滩的西河西路，被冼笃信改造成了一块南北长1156米、东西宽160米的平坦地带，基础工程总投资达5200万元。

    从1990年开始，海南的房地产市场逐渐升温。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海南地价开始狂飙，西河西路的土地增值10多倍。冼笃信赌赢了！之后，他在海南各地大量购买土地，高峰时手握5000亩土地，总值超过10亿元。

    1993年4月11日，三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第二届海南国际椰子节及海南建省、三亚市升格五周年，国家和省里的高层领导参加了这个三亚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庆典，庆典会场就设在西河西路开发区。也就是在这一年，冼笃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成为中国第一批登上政治舞台的民营企业代表之一。

    这是冼笃信人生和事业的顶峰时刻。

    3、一连串的决策失误

    从1993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开始，冼笃信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而这种局面的造成，又与他本人的一连串决策失误密不可分。

    冼笃信将自己当初的失误总结为三个方面：“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资产处理掉；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上市，那个时候上市一点问题没有；第三个失误是投资地点没有选择北京、上海。如果选择任何一个城市，凭借我的性格，中国的地产史肯定要改写。”

    早在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之前，也就是1993年3月，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就提醒过冼笃信，当时有20个省的银行资金吃紧，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有所准备”。冼笃信没把他的提醒当回事儿。

    1993年6月，政府突然出重拳整治房地产市场，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从此开始了从天堂到地狱的陨落。政策出台后不久，马蔚华在一次海南商会的座谈会上，郑重地规劝那些仍然心存侥幸的人，“有地的赶快变现，尽早脱手，拿钱在手”。会后，马蔚华再次提醒冼笃信，“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不同，会很严”。

    无奈，冼笃信依然一意孤行，拒绝将手中价值10多亿元的地皮出手，连拿着几千万支票找上门来买地的客户都被他拒之门外。他的决策失误也受到了合作伙伴的影响。当时，冼笃信在海口有一块面积1800亩的地，是跟一家省级银行合作的地产。获悉政府将进行宏观调控的消息后，冼笃信有些吃不准，就找那家银行的行长商量，要不要把这块地处理掉。对方问他：“你缺钱吗？我们都不缺钱，卖地干什么？”人的命运往往就是一念之差决定的。

    冼笃信的失误远不止于没有处理海南的地产。当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曾经找到冼笃信，邀请他去做房地产开发，并且承诺地块随便挑，好的地段也不过二三十万一亩。遗憾的是，冼笃信没有进京，而是去了湖南的衡阳，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城市。

    错过了北京，冼笃信又错过了上海。1994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陵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