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都牢骚不断。更广泛地说，我们的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而不稳定因素却日益增多；居民的民生不断改善，而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却没有随之提高；举国上下都痛恨官员腐败，但腐败却仍在高位区；一方面我们提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在政策上助长各地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凡此种种，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们面临的治理困境。任何一位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负有责任的官员和学者都必须正视公共治理的这些挑战，并通过深化政治改革，切实推进民主法治，从体制机制上来解决这些问题，破解治理的困境。

    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四种可能的效果。其一是政策相关方都从中获益，而没有任何损失，即全赢的局面。其二是多数利益相关者从该项政策中获益，而少数人的利益受损，即多赢少输的局面。其三是少数相关者获益而多数人的利益受损，即多输少赢的局面。其四是政策相关者的利益均不同程度受损，即全输的局面。任何理性的决策者都应当力争第一种结果，而坚决避免最后两种结果，特别要杜绝最坏的“城管困境”。如何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切实推进官民共治，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确立核心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核心政治价值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认同的基础，也是民主治理的根本价值所在。核心政治价值也应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它既要传承我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更要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从民主治理的角度看，自由、公正、尊严、和谐，就是我们应当努力弘扬的核心政治价值，也是官民共治的价值目标。

    第二，改造公民教育，强化公民在公共治理上的主体意识。“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价值，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只有体现为具体的“公民身份”或“公民权利”，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政治教育的重点应当是公民教育，通过政治教育强化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树立公民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公正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自觉担当起公共治理的责任。

    第三，强化执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我们既要强调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但同样要强调执政伦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打天下坐天下”是旧政权的逻辑，不应当是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的执政逻辑。“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用”，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官民共治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第四，完善制度环境，扩大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没有广泛的公民参与，就谈不上官民共治。有序的和有效的公民参与，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需要有足够的合法渠道。随着公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其公共参与的需求日益增多。与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相比，我们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参与渠道远远不够。我们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官民共治的制度框架，让更多的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有序地参与公共生活的管理。

    第五，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自治。自治也是民主政治的要素，尤其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重视。社会自治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现实基础，有可能成为官民共治的一个突破口。在举国上下正在大力推行的社会管理创新中，社会自治也应当是重要的关节点。社会自治应当特别注重基层地方自治和行业职业自治。无论哪一种类的社会自治，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就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