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发动反腐败。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和以往很不相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腐败金额的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元计数，现在是以亿元来计数，有些案例甚至以数十亿元、百亿元来计数。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老虎似乎到处都是。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部长到政治局委员犯案者数量也不少。如果继续追究，就有可能发现更高级别的官员。第四，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位数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在一个层面，腐败的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经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责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已经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是，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元、数百亿元的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官员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干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官员来说，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常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