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以及主管“阿波罗工程”的冯·布劳恩，无一例外来自欧洲。

    后来，人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更为严重。200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论就指出：人才流失严重，是阻碍非洲国家发展并影响其顺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曾撰文抨击说：不发达国家从屈指可数的财政收入中挤出巨资投入人才培养，但所培养的人才最终却去为强国服务，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而这些人才对这些国家摆脱不发达状况又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不发达国家为人才流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非洲国家。因为医生的缺位，塞拉利昂的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为16.6%，妇女生产死亡率为2%，近30％婴幼儿会在5岁前夭折，人均寿命不足40岁。但是，美国芝加哥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全国的医生总数还多。这也不是特例，赞比亚1964年独立之后所培训的医生90%移民到了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显示每年在公立医院受训的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来自马拉维的护士比马拉维本土护士总数还多……一位加拿大的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所说：“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对人才流入国来说，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而来的高技能移民，一般都还能提高城市人口素质，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例如人才流入创造出了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洛杉矶、纽约、旧金山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等著名国际移民城市。在纽约，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8％上升到40％，只用了十年。在这些国家，真正需要忧虑的社会隐患是不在有序管理之内的非法移民，例如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已达到1100万。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许多研究并没有把“人才外流”与“人才流失”区别开来。“人才流失”是毫无疑义的损失，但“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则不能确定。通常来说，“人才流失”是指人才永久性地离开祖籍国或者说彻底归化所在国，通常是以人才移民入籍为标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移民意味着全家一起移民海外，因此，这些海外人才通常不会把自己收获的收入、技术携带回祖籍国，更多的情况反而是把原来在祖籍国所拥有的资金、产业、技术、经验，携带到了海外的所在国。

    “人才外流”则还应包括持工作签证、学生签证、商务签证等跨国流动者，可能是流失，也可能是“滞留”在海外、不确定是否回归或计划将来回归，还可能是本国企业在海外扩张的需要。因此，政府必须开放性地看待人才外流。

    人才流入与流失当中，还包括“人才浪费”的情况。“人才浪费”是指那些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流失到其他国家，新的正式工作却与所受的教育、培训以及所拥有的技能并不相关。对于接纳国，他们也没有创造出应有的价值和成就。一般做出这样利弊权衡的人，通常是为了到发达国家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从一定程度上，“宁当外国一棵草，不做祖国一个宝”的现象背后，常常有着令人失望的现状。

    在美国有关移民的一项调查当中，就发现美国接纳的高等学历移民，最后相当比例的人都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其中，欧洲、加拿大和亚洲地区的移民，来到美国后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比例较低。而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移民比例相当高。这一情况出现的很大原因可能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教育水平和学历含金量要远远落后于欧洲和亚洲国家。不过，这一情况在适应美国生活很长时间后会得到改善。

    人才回流与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