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消失。所以在我看来，中国越是在民主上向着积极的方向推进，在政治进程公开化上迈出步子，允许多种声音存在，允许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表达他们的观点，就越能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积极作用。首先，我知道那不会很快发生，但是越进步越好。如果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能真正展示出进步，我想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很大的益处。

    二、“民主和平论”

    冷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民主和平论”，反共主义被纳入到了“民主和平”的框架内。

    亨廷顿认为：“民主的扩展对国际关系也有重要意义。”此言极是。冷战后，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就是“民主和平论”，这一理论突出地体现了民主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民主和平”的思想在200多年前就已出现。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伊马纽尔·康德在其1795年撰写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就提出了由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这被看成是“民主和平”思想的发端。在20世纪，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哈里·杜鲁门都不同程度地提出过“民主和平”的思想。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主和平”思想才真正成为一种“理论”，并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共和政体的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同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从不打仗”这一命题，被学术界认为是“民主和平论”的创始人。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一些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的兴趣陡然大增，纷纷著书立说，对迈克尔·多伊尔的观点进行大力阐发，从而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理论。“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论点是：从200多年国际关系史的现实看，实行民主制度（指欧美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很少或不易彼此开战；当它们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它们很少威胁使用武力，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或调和；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冲突，也多半被有效地抑制在战争的临界点以下。民主国家之所以不互相进行战争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约束，即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机制和公共舆论对政府起着有效的监督和平衡作用，进而制约政府的外交决策；二是民主理念和传统所形成的自律，即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最后的结论是：只要民主国家不打仗“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平论”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也很有市场。比如西班牙学者费德里科·马约尔在谈论民主问题时就说：“民主教育就是和平教育。”这里他也将民主与和平紧密联系起来。

    这里不想对“民主和平论”内容本身进行评价，只想说明这一理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民主和平论”早已为美国政府特别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所接受。早在入主白宫前，克林顿就在乔治城大学发表的竞选演说中专门谈论民主问题，声称由公民选择领导人的国家，比用其他形式组成政府的国家更倾向于成为可信赖的贸易和外交伙伴，更不易威胁和平。克林顿在当选总统后不久就宣称：“民主国家并不互相进行战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结成更好的伙伴；民主国家尽管有内在的问题，但为保护人权提供了最好的保证。”在1994年底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阐述道：“民主国家不大可能给我们的利益构成威胁，它们更可能与美国合作，以共同对付给安全造成的威胁并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扩大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的基础上的”。在同年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声称：从未有过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