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传媒越来越发达的现代社会，公众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公众的意愿和情绪。而在中美两国，都存在着一股盲目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极端民族主义无疑是干扰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问：您认为未来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答：困难有很多。除台湾问题外，我认为比较长远起作用的是国内政治。在美国这一边，有非常复杂的图景。长期以来，美国的精英与大众对中国的看法是不同的。精英比大众对北京更有好感。对精英来说，劝说大众，让他们相信美国需要中国，是困难的。在大众看来，在美中交往中，中国是获益者。精英知道，美国同样是获益者。比如，当华盛顿与北京处于敌对关系，就像朝鲜战争（那是50年代的最大事件），其次还有越南战争（那是60年代的最大事件），美国付出了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华盛顿与北京不处于敌对状态，这些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大众不考虑这些。在他们看来，中国就意味着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意味着取消宗教，将联合国资助用于堕胎。所有这些事情实际上对安全没有任何影响。在毛泽东——尼克松时期，美中关系只是涉及安全政策，非常容易搞。但是现在美国对中国政策已破碎成100片。你不可能确保美国公众将对中国保持友好态度。从1972年至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美国人对中国很有好感，这种好感因天安门事件而崩溃，从那以后，对中国持好感者的比例从未增高，从未达到50%。同精英相比，美国公众是更值得关注的。

    问：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很有好感。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完全是因为天安门事件吗？

    答：主要是这样。或者说对中国的认识尚未从天安门事件的阴影中完全恢复。不过，并不只是因为天安门事件。有三个原因。首先，此前，苏联对美中来说都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此前也有合理的妥协；第三，（这一点不太被讨论，但非常重要）此前中美双方都不关注对方的国内政治。我曾与基辛格有多次谈话。他对人权、经济不感兴趣，只对安全感兴趣。但天安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中有历史性的重要性。它结束了不关注对方国内事务的共识。所以基辛格也开始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现在每一个对东亚事务感兴趣的国会议员，都关注中国政府怎样对待中国人民。这是天安门事件所造成的历史性结果。

    一、人类的囊虫

    在民族国家为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根据美国学者的定义，“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要求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整体，使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的主张。在政治上，它最典型的表现是要求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而成为主权国家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民族整体和民族利益，而国家也正是为此而产生的。”还有一种定义是：民族主义是“可将人们拉在一起，使之有共同归属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历史、语言、心理和社会力量的整体。其发展趋势是导致产生这样的政治信念：某个民族共同体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秩序，应该独立并平等于世界上其它政治共同体。”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这种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爱国主义。

    但是极端民族主义则不同了。被人们用来攻击它国的民族主义通常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不同于爱国主义。小说家理查德·爱尔丁顿（Ricon）在《上校的女儿》（1931）中写道：“爱国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责任感。民族主义是一只为自己的粪堆而啼叫的浅薄的公鸡。”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当爱你自己的人民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民族主义，就是当恨人民而不是恨你自己上升到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