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地理方面的事情。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紧靠着。我们参与欧洲事务的决策。这使得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相当危险。因为双方都担心在欧洲发生突然袭击。在亚洲情况就不同。能引发战争的突然袭击，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后可能是美国赢得战争；如果我们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我们可能毁灭不了中国，但却导致美中间的大规模冲突。

    答：首先，我认为我们要超越大国政治理论，那种理论认为，拥有巨大实力的国家会互相视为敌人。我看不到大国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我不认为美国和中国一定成为敌人。一些人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将要在五角大楼任职。他们是少数。美国两党的绝大多数相信，我们能够塑造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至少我们必须试一试。现在有个很好的时机。这意味着美国今天不寻求同中国打仗，即使没有了同恐怖主义的战争。我们不要同中国打仗。当然，关于中国应该掌控其对外政策的方式，我们有一定的信心。我们不认为中国应当入侵台湾。我们希望中国、韩国、日本不要为了海床资源和领土争端而打仗。我们希望中国不要在它所在的地区以危险的方式使用它的肌肉。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将肯定保卫我们的盟友。但是我们不寻求使用军事力量反对中国。反恐战争再次使中美关系变得重要并更积极。但是我认为，即使没有反恐战争，也没有中美间的战争。可能有某种一般意义上的竞争，但不必然有某种潜在的军事上的竞争。所以，即使反恐战争成功了，我看不到任何美国需要将中国作为敌人的迹象。所以，我不相信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一定是短暂的或很有限的。

    答：我想是有可能性的。这样想，有许多地理的、历史的理由。中国作为一个陆地大国，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能够找到共同利益的空间。涉及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台湾。台湾或者是海洋力量的一部分，或者是大陆力量的一部分。那是不确定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冷战期间，英国和美国关系稳定的一个原因是民主文化。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先是希特勒德国，后是苏联。它们帮助我们两个大国走到一起。

    答：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在21世纪已不适用。全球化正在对大国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促使大国趋于合作，而不是冲突。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一直没有直接单独同世界大国相对抗。美国参加一战时，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美国轻而易举地就成为战胜国。只是在二战后期，美国才在太平洋战场上成为抗击日本的主要海上力量，算是同日本在太平洋上直接对抗。用米尔斯海默的说法，在太平洋战争前，美国一直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这是美国能成功崛起并维持霸主地位的关键。而在冷战中，由于除了美国再无其他大国能够抗衡苏联，美国不得不扮演抗苏的主要角色。充当“离岸平衡手”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在美国关注的地区，比如欧洲和东亚，存在着不平衡的多极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有一个大国将成为潜在的地区霸主，而其他大国由于畏惧这个潜在霸主，试图遏止其崛起，并有联合地区外大国的意愿。按照米尔斯海默的分析，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地区霸主，而俄罗斯和日本则会自然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谋求区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如此，美国可以再次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将来中国伴随着崛起，成功地处理好了同东亚大国的关系，东亚大国都没有意愿同中国对抗，那么美国也就没有条件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了，那时，美国要么容忍中国的崛起，要么同中国直接对抗。而后者的结果肯定是中美“大国政治的悲剧”，美国有可能在同中国的对抗中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是失去霸权地位。

    第二个是我们能否发展一个稳定的全球制度。这个制度有助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