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对外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受本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具体讲就是，政策制定者、战略家、政治家以及公众的基本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会影响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和对相关国家的政策倾向。中美政治文化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并非绝对冲突、对立，二者也有许多相近和一致之处，有很强的相融性，即可以互相调和或融合。这种相融性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沟通、交流和相互了解，进而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文化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文化的开放性、趋同的基本价值观和相近的思维方式。

    （一）文化的开放性。

    中美政治文化都是开放的体系，都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合理成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之相应，中美两国社会也都是开放的社会。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闭关锁国的时期，但多数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就拿近现代来说，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时起，中国就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对西方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中国人是从来不拒绝的。当然，美国也是高度开放的。能将世界优秀人才吸引到美国，这本身就是美国开放性的体现。正是因为开放，中美两国才能都成为民族的大熔炉，并使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也是这样。不管是欧洲文化，还是亚洲、非洲文化，进入美国后，都被融入了美国文化中。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两国公众都有与对方交往、沟通的意愿，而不是盲目排斥对方。中美两国人员往来之频繁就表明了这一点。这种交往和沟通大大有助于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知，并较客观地审视双方利益分歧客观审视。

    （二）趋同的基本价值观。

    中美政治意识形态虽然有明显的差异，甚至是对立的，但是支撑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却是非常接近甚至是趋同的。比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崇尚科学等，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法上两国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已。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80多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边区政府”就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其民主程度远高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抗战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发展前景的构想，里面充满了民主的思想。他所设想的“联合政府”很有“多党制”的味道。只可惜，国民党容纳不下共产党，一心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使得毛泽东的设想未能实现。

    如果进行横向对比，可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距，要比中美同许多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体系之间的差距小得多。比如拿中国和美国分别同伊斯兰国家相比，可以发现，这两国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两国之间的差距。

    （三）相近的思维方式。

    中美两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相近。美国人奉行实用主义，中国人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虽然源于不同的哲学体系，但都体现了务实精神，而不是固守教条。实用主义是惟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实用主义着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士在他的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