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也严重过剩，不能总把资源集中在这些形象工程上；其次，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消耗太多能源、资源和环境，随着全球资源价格的猛涨，基于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持续，环境破坏也无法再扩大了。为降低能源消耗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度，中国经济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才能持续增长，增加内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即第三产业才有持续增长的希望。而这些产业的发展更多要求的是制度保障、法治环境和人的创造力，在这些方面虽然已经有许多发展，但还不够。

    ◎记者：人们普遍认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低工资带来的比较优势。但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是高于印度、越南等国的，但竞争力仍高于这些地方，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陈志武：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模效应。中国的工资水平是近几年才涨起来的，以前20多年的投资还是很多的，因为有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这些投资一时是不会走的；当然，工资的上涨对新投资是阻力，所以英特尔选择在越南建新的工厂；另外，工资上涨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体现出来的，投资者还要进行评估，但在人民币升值、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我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大。

    未来，中国的高增长要能够持续，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是持续推进国有产权改革，让老百姓也能分享国有资产收益。在美国，除了工资收入，人们也通过房产、股票、企业等资产的增值来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所以，在私有制之下，只要美国经济稍增长一点，人们就不仅看到劳动收入在增加，而且手中持有的私有财产也在增值，真是所谓的“双丰收”。有了“双丰收”，美国的内需不旺盛才怪呢。而在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之下，大部分中国人都只有劳动收入，没有真正拥有资产性财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这么多，但内需却增长得慢多了，看不到应有的财富效应。没有资产性财富，老百姓怎么会有资产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呢？所以即便公有制再发展，国家再富裕，都和私人无关。国有土地、国有资产现在每年增值10万亿元左右，人均差不多8000元，但不会有哪个正常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可以因此一年多花8000元。

    除了中国的资产升值75%由国家垄断之外，收入在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分配也快速向政府方靠拢。从1995年到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政府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分别增长了8%和6.2%；2007年，政府税收增长31%，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才分别增长了12.2%、9.5%。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再快，到老百姓手中的收入却以比政府财政收入慢得多的速度增长，民间消费内需当然不足。

    当这么多资产和收入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当这些资源和收入由官员们决定怎么花的时候，他们倾向于把钱投入到高楼大厦、标志性建筑、基础设施和各类形象工业工程上，所以才有中国经济增长靠投资驱动，而不是靠消费驱动的情形。而如果把资产性财富还给老百姓，老百姓花钱考虑的项目和官员是迥然不同的，他们会更多考虑子女教育、养老、旅游等民生问题，会转换成对消费、对第三产业的需求。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主要资产和收入由政府掌握着决策权时，这必然对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形象工程有利，重化工业会最受宠，其经济增长会是投资带动的；当一国的资源和收入主要由老百姓来决定如何花费时，他们会更偏好跟民生、跟消费有关的需求，这必然对第三产业、对轻工业最有利，这当然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这种经济的增长更受消费的带动。这就是中国经济和苏联经济都偏重化工业，而美国式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