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而制度似乎太抽象了。况且，在一些制度建设长期没有突破的国家，过多谈论制度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事情。不仅如此，更有很多人认为，谈论制度的重要性是套话，是老生常谈，太过主观了。事实上，制度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从微观层面看，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出现的，甚至也会有股票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长久兴旺。在中国，人们的积蓄已经很多，资本供给可以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不规范、不到位，资金始终无法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不容易发生交易，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

    从国家层面看，日本、韩国的商界和政治结合得太过紧密，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结构，要摧毁这个利益格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日本经济的困难其实是政治制度的问题。相反，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就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在经济层面上形成既得利益结构，一系列反垄断立法的出台，保护了自由竞争。

    ◎记者：历年来，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两大权威竞争力报告中，中国香港地区一直名列前茅。您何评价香港的成功？

    陈志武：弗里德曼一直认为，中国香港地区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不太容易找到类似的版本了。香港的成功在于其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契约执行架构、法治观念、受到限制的政府权力和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以及政府坚持对经济不积极干预的原则。

    所谓不干预经济，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说香港政府在整个市场中担当裁判性的中间人角色，致力于制定游戏规则、建立并维护公平的交易平台，致力于解决纠纷、维持公平，政府不逐利、不办大量的政府企业与民争利。

    香港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充分发挥了其制度优势。

    ◎记者：近年来，有关香港边缘化的讨论很多。相关讨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香港在资讯科技方面的落后和科技创新在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缺陷，您的看法如何？

    陈志武：谈到创新，人们认识上的一个最大的偏差就是：将创新限定在科技领域，一提到创新，想到的就是电脑、航天飞机、生物技术等，而忽略了金融技术创新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史时，许多人只看到了蒸汽机、电话等科技产品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债券、股票、风险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企业治理结构的发明所产生的深刻价值。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500年前发明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与其相配的“股票”这一金融技术，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香港的情况来看，它90%左右的GDP来自于服务业，而其服务业有相当部分又是金融、保险这类金融服务。所以，香港要追求创新，不应把精力放在计算机、资讯和生物等这些“硬技术”领域的创新上，而应该因地制宜，着力于金融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在这一领域，香港因为有其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长期的法治传统，有大量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律人才和优质的软性制度架构作保障，条件得天独厚，最有利于金融技术上的创新发展。事实上，开拓创新也是香港银行业、金融业长期以来保持旺盛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前几年香港银行业建立起世界上首个推行外汇交易同步交收服务的机构，通过美元兑港元在亚洲时区内的即时同步结算，避免外汇交易上的结算风险，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也于2001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