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这种增长模式也没办法持续，应该把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权从政府还给老百姓。而把资产和土地的产权均分给老百姓，便是实现这种决策权从政府还给老百姓的具体途径，否则中国经济很难保持以往的增长势头。

    ◎记者：中国的民间财富和国有财富到底有什么差距？

    陈志武：国家发改委曾经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这个数字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1/3。

    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记者：但是中国前几年一直有警惕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您怎么看待？

    陈志武：那个争论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争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只看到“国退民进”中的方法问题，所有的指责都放在MBO的手法问题上。在对行政权力监督缺位的条件下进行管理层收购，那会带来问题，这一结论当然会成立，这不奇怪。但是，我们知道，在没有民主宪政的社会里进行国有资产的民营化，除了人均同样一份的分配方案外，其他任何方法安排必然会因黑箱操作而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不公平。我们必须要把当时的民营化运作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来看待。所以，我们说在中国没有进行民主宪政改革的时候，私有化进程必然会存在很多问题，这是毫不奇怪的。

    最理想的“国退民进”是全国老百姓都分一份国有资产的股权，或者是国有资产基金的股权，然后让这些股权能交易。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有了18年的证券交易经验，开放式基金的账户就有1亿多。所以，在以这种方式私有化方面，今天的中国比当年的俄罗斯和东欧更有操作经验，不会出现在当年的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问题。

    ◎记者：还富于民的另一个模式是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但是您曾经在文章中疑虑政府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以实现“第二次再分配”，并且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为什么认为这难以实现？

    陈志武：很多人对“二次分配”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当然经济学教科书上都会说税收是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的，那就是政府花钱的过程、预算的过程是公开透明的，是有实质民主监督问责的，这样才有制度基础。但是现在中国对预算没有实质的民主监督，也没有媒体参与的广泛公开讨论。脱离健全的公共财政监督制度，单纯谈“二次分配”就没有意义，就只能是一种梦想。

    比如三农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每年的投入都会增加几百亿、上千亿，但是如果你把过去两三年的增长百分比幅度算一下，会发现虽然绝对数字很高，但是增长的速度和政府整个的财政预算增长速度是同步的，这说明花钱的权重没有任何变化。

    只有在政府预算有广泛公众参与讨论、有立法机构公开听证的情况下，只有当征税权回收到全国人大，某种意义上的“二次分配”才有可能。

    ◎记者：中国正在酝酿分税制的改革，您认为合适的切入点应该是怎样的？

    陈志武：当然最好的办法首先是中央和地方都要减税。但是不能只从技术层面谈这个问题，必须要和政治制度配套，比如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地方一些和中央谈判的空间？当前我认为比较有操作性的是减少政府层级的数量，因为政府层级越多，雁过拔毛的地方就会越多。另外当然是限制行政部门征税、加费的权力。

    ◎记者：但是中国政府正在致力打造一个强大的民生政府，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