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含砷和铜的毒药，用来当杀虫剂，也可当壁纸染色剂。

    她当年是为了脱离组织，才匆匆嫁了个浑身鹿皮穗子的嬉皮逃出来，但她开口闭口谈的仍是六年代当时。

    她到八年代仍抽没滤嘴的骆驼牌浓烟，因为“党里头鼓励我们抽，这是跟那些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方式——你敬我一支烟，我敬你一支烟，点着了，大家抽着抽着，就有同生共死的气氛了”。

    她说：“我们要展开一场革命……我们要消灭所有年龄、性别、人种的阶级界线所造成的差别待遇——我们三十个人将要领导全国走向天堂，我觉得我们也真的相信这一点。”

    她说：“这么多年来，‘进步共产党’给了我生命的全部意义……那是一个看到你自己成为重要一分子的机会，你将会站在新历史的最前端。”

    她说：“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麻醉剂——你必须相信你的生命比其他人更不凡。”

    极典型的革命语言。我好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境(情境这个词可能不对)，会让人逃出来之后仍对它依恋不已，失败了浑身伤痛仍对它魂萦梦系呢？这样的革命究竟像什么？

    像恋爱吧，或准确一点说，一种更精纯的恋爱形式，通常只在小说、电影和日记本中出现的恋爱形式——我便亲耳听过六年代另一位老保钓健将张北海先生这么说过，大意是，恋爱失败，总比没谈过恋爱强。

    或者也像宗教，比方说，像《约伯记》里那个家破人亡、一身病痛、满口怨言、却也同时不改虔诚仰望耶和华的老约伯。

    事实上，从这层意义来看，革命、恋爱和宗教本来就是三位一体，它们都始于天启，时时聆听到召唤，看见至高者所指定的一条单行道，路上满是颠沛和试炼，而路的尽头——依想像——是无寒无暑无空间无时间的荣光之地。

    最终的献祭

    在这个三位一体的世界中，死亡便有了极特别的意义，它是选民对至高者应许的一个报称系统，一个坚信不疑的戳记。

    什么样的人最爱谈死呢？

    答案是：恋爱中人、宗教中人和革命中人。恋爱时，它叫生死相许；宗教时，它叫殉道燔祭；革命时，它叫慷慨献身。

    不这样，你如何能回报至高者对你千万中挑一的青睐呢？如果你不把你一切所有、包括最终的生命给献祭出来，你如何侈言你的纯净呢？

    如此，我们还需要追问，那些燔祭的花儿，都哪里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