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而不仁的强大力量，让他孤狼般飒然占有绝对优势，他才是孤单的存在。

    这可能让读小说的人黯然——这里，我们似乎找到所谓“末世”的某个面向定义了：在一个不好的时代，某些美善的价值和德行，不仅没好处，反倒极危险。

    谁规定非快乐不可

    为了更加彻底地避免痛苦，我们要不要更干脆就连这生命本身的最后系带也给切除了事呢？切除了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和这个麻烦无比的世界有什么轻松愉快的新关系呢？——或者我们干脆这么问：如此，跟我们让自己死去、或让自己变成李欧·摩利这样一个人渣，有什么两样呢？

    我想，当年毅然离家寻道的释迦牟尼并没有、或说来不及给我们较周延的答案。

    尼采曾说耶稣，“死得太早，假如他活到我这年纪，他或许会收回他的教义——”释迦牟尼的问题不是死得太早，而可能在于心情上太温柔也太专注，这个当年简单丢弃荣华富贵、却在临走前不忘折一朵莲花放年轻妻子床头的浪漫王子，显然比起“一般人”更强烈感受到生老病死的永恒磨难，他用自己的一生来对付这个问题，想消灭掉痛苦，但这样专一的心志，某种意义而言，却让他像个埋首实验室想找到可消灭某种致命病毒特效药的科学家一般，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他所教导我们的，对付“痛苦”这个病毒极有效，但一不小心会连生命本身也跟着消灭了。

    也许，我们应该老实点承认，在慈悲和痛苦之间，在信念、责任和痛苦之间，在生命本身和痛苦之间，往往并没有鱼与熊掌兼得的余裕，有哲人把这去除不了的折磨，称之为“存在的负担”，可能是对的，只要你活着一天，你就避免不了，我们可能得学会接受它的存在，并试着和它相处。

    布洛克在书中，透过一个戒酒女子的口说：“人活着，不是非觉得好过不可，谁规定我有快乐的义务？”

    说法是轻佻了些，但也许就真是这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