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导演赫尔佐格拍吸血鬼Dracula是在荷兰一个名为代尔夫特的小城，我去过那里，和纽约不同。是一个典型的荷兰式干净美好小城——据荷兰人告诉我，他们收拾家务的标准是：屋外的人可从屋前落地窗视野无碍地直接穿透过屋后的落地窗——然而，你坐在代尔夫特暖暖的遮阳篷底下喝咖啡，看着日光底下无新事的明亮街景和活动的人们，你仍会想到电影中受伤的卓久勒伯爵幻化成蝙蝠，跌跌撞撞飞入永恒黑夜之中的悲凉画面。

    你很清楚他还是不会死，因为这样才更悲伤。

    卓久勒伯爵(我不喜欢近年来台湾把Dracula改译成德古拉，怎么看都像个嗜吃巧克力糖的贵族胖子)，据说他是背叛了神，遂遭到永远不死的诅咒——永生原来是诅咒吗？

    非常可能是。尤其如果我们年纪稍大些，且因此经历过较多次的死亡的话，我们极可能发现，死亡的威吓主要来自于恐惧，某种走入黑暗甬道的未知恐惧，而倒不是代表痛苦本身；相反的，在某种特别的情境之下，痛苦往往不是因为死亡，而是“不能死”——福柯在他《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谈酷刑，指出酷刑其实是一种“延迟死亡”的精密技术，刽子手以丰富的经验和精确的计算，巧妙避开死亡以求犯人痛苦极大化的艺术。

    当然，优雅有气度的卓久勒一般而言只存在影片、书本和幻想之中，而酷刑，正如福柯指出的，已退缩到历史的阴暗角落里。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狭窄的字面意义，换个角度来问：是不是有什么我们真心喜欢，或甚至于，我们真心爱恋的事物，注定会不等我们先一步离去？如果我们预先晓得了这个必然性，我们还愿意、还敢、还能去喜欢去爱吗？

    如此，我们便把这麻烦拉回到举目所及的日常经验之中去了，发现我们虽然活于二十世纪末除魅殆尽的时代，身为生也有涯的人类，但往往仍不能免于类似卓久勒伯爵的悲伤处境。举个稍微不伦不类的例子好了：就我个人所知，很多人之所以不愿养狗养猫养宠物，便基于如此的理由，相对于人类，它们的自然寿命短多了，我们得扮演那个一一送走它们的卓久勒伯爵。

    这一次布洛克的，其实是马修·斯卡德先生(对我们读者来说，他也等于是个不死之人)的爱情故事，从艾略特的名诗开始，此诗的第一节题为“死人的殡葬”：

    紫丁香，从死沉沉的地土，杂混着

    驻市侦探

    美国革命后的冷硬私探派强调写实，因此，在探案中往往呈现着一时一地的特殊风情，而他们笔下的穷侦探，偶尔或因案情需要，也会浪费金钱跑其他城市，但大体上，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追索犯罪贴补家用于斯，不能像古典派神探那样有全国性、国际性乃至于地球公民的身份，比方说，埃勒里·奎因笔下的埃勒里·奎因，虽家居纽约，但办案遍及全美各地；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胡子波洛，甚至管到埃及、瑞士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等别人的国家去。

    冷硬派的安土重迁，久而久之，便形成侦探小说地图上的群雄割据。许多幸运(或不幸，因为代表犯罪较多)的城市，遂有了代表性的“驻市侦探”，比方说，L.A.有钱德勒的菲利普·马洛铁拳镇抚，即使后来者优秀如苏·格蕾芙顿的肯西·梅尔红(国内小知堂出版社翻译成金丝·梅芳，我个人极不喜欢这译名，总觉得不像书中这位坚定独立却温暖的单身女私探，倒像流落高雄跳艳舞的年华老去金丝猫洋妞，这不能不说是我对小知堂尊敬之余的小小遗憾)亦只能居于次席；同理，旧金山当然仍是达许·汉密特的冷酷山姆·史贝德；东岸的豆子城波士顿则是罗勃·派克笔下的马洛继承人硬汉史宾塞；芝加哥这个会打篮球但治安状态一直不佳的大城，则有莎拉·帕瑞茨基的女权代表侦探V.I.华萧斯基；而遥遥南方亚历桑那接壤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