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度最高的人工湖泊区，而且其中众多湖泊还是如电影《法柜奇兵》里那种隐藏在红砖底下的陷阱式人工湖，冬日雨天行走时，你得具备印第安纳·琼斯博士的绝佳判断力来决定哪块可踩哪块万万不可——差别只在于，成功通过的琼斯博士有考古的无价宝物可得，你没有，你得回家洗热水澡并换一套干净衣服。

    我们的路权概念也是整整二十年前的，仍然保留着当时“车辆代表权力”的古老阶级意识，因此人行道窄小，很多地段甚至完全没有，而且在维修时永远是最后一个顺位；更成功保留了这种阶级意识的象征物是，我们到现在还存留并使用天桥和人行地下道，意思是，有着强大马力的机器走平路，人却得爬上爬下，这不是古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的遗迹是什么？

    近两任的陈水扁市长和马英九市长都颇积极提倡台北市的文学风气，拿钱办文学奖鼓励写作，但有时你会很想告诉他们实话，不必那么麻烦，不必烦劳新闻处伤脑筋或甚至成立文化局，这种事靠现成工务局的基本尽责就行了，把街道弄好，让人能安然行走其上，你盖好它，文学很快就来了。

    逝者如斯

    而更奢侈的一点则不是马市长所能或说所应为的了，那就是，台北市仍是个成长中、但成长坏了如不良青少年的城市，却不是个曾经历经劫毁的城市(尽管这么下去可能也快了)，因此，它少了某种思维的边界，某种可放眼看出时空天际线之外的视野。

    我们可以说，人的文学艺术创作总直接间接意识到自身的死亡，并从而寻求某种有效或徒劳的抗拒时间生命形式。城市亦存在着生生死死，我个人总想，一个人站在巴黎铁塔的眺望台和台北火车站前新光三越大楼顶端，多少是有不同的。那个繁华的世纪大城，你晓得它曾经在一夕之间死亡于法国大革命、死亡于巴黎公社、死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军入侵，你意识到它的脆弱，知道它也可能在下一个当下付诸一炬或灰飞烟灭，因此，它眼前的繁华和宛如召唤人回家的暖暖灯火，便不再只是一层薄薄的繁华和灯景，它是一个生命本身，和你撕扯不清，你跟它有一种近乎奇迹的联系，但你仍会失去它，因此你更想记得它。

    这是诗经的《鹿鸣》，是《东京梦华录》和《洛阳伽蓝记》，是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当然也是布洛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