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技术的极度厌恶，到对技术的顶礼膜拜，我们看似转了一个大圈，实际上却在原地踟蹰不前。

    无独有偶，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对日本的态度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转弯。

    从对日本“弹丸岛国、蕞尔小邦”的鄙视，到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之后的木然，再到日俄战争后疯狂的崇拜，中华民族实现态度上的转变，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

    一时间，去日本留学，去日本取经的成为了那一时代青年的风潮，即使前瞻明了如鲁迅，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赴日的航船。

    这看似不可思议的转变，其背后的动因却只有一条：我们的民族有着古怪的心理。

    这就是，我们是缺乏理性的民族，只有一个缺乏理性的民族，才会轻易地陷入极端思维的牢笼之中。

    6.3：扭曲的技术崇拜症

    当我们对技术开始顶礼膜拜的时候，自然就会对一切与技术有关的因素俯首称臣，技术人员也是其中的一类。

    提到“脑体倒挂”这个名词，今天的青年人可能会表现出一脸茫然的神情，然而，这个词在上世纪的80年代，却是极其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

    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修脚刀的”，在这样的牢骚话中，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艰难度日，不惟生活没有保障，甚至还会频繁遭遇人格上的歧视。

    即使当经济体制开始转轨之时，这些技术人员的处境也未见丝毫改善，迫不得已的他们，不得不在帮忙、借调、赞助、研究等名义下，悄然离开他们的国营单位，在不声不响中与最初的资本经营者会合在乡镇之中。

    然而，随着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凭借技术的优势，率先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时，我们的民族便开始对其另眼相待，和所有的转变一样，其程度之大，是极难令人接受的。

    比起普通人来，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准是令人乍舌的，他们可以利用超越常人的智力、久经实践的经验、富有创造力的天赋、善于变通的头脑、灵活的焦急能力来解决许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那些技术的门外汉在他们面前显得黯然失色，缺乏专业素养的人，对于技术上的问题是连观望的资格都不具备的。

    于是，畸变悄悄地出现了。

    在进行人才选拔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正悄然由“唯贤是举”，转到“唯才是举”之上。

    这一选拔的新标准不是以道德来评估的，绝对没有哪一个选拔者会关心这些技术人员的名声如何、也不会去了解这些人曾经做过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传统道德，是否会有令人齿冷的行为发生。

    选拔者所关心的只有一样——被选拔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实际问题，做到不辱使命，因此，这一标准只能用能力才干来评估。

    然而，我们都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能力只是人全部素质的一个方面而已，素质的本身并非是能力，更不是掌握了何种程度的技术，但凡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执政者，无不会被唯才是举的缺憾所困扰。

    掌握技术不能代表人的全部素质，这就是说，不管这个人的技术水平到达了什么样的境界，一旦他在个人道德上有所缺憾，那么他必然会利用技术结合手中的权力，进行一些违背道德的行为，此时，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技术水平，都不再对企业形成有利因素。

    比这更严重的，当我们对技术的崇拜达到狂热的时候，总是会有假冒伪劣者混杂其中，真假掺杂，让人无从分辨。

    6.4：伪技术时代

    我们并不真正热爱技术，我们只是急功近利般地对技术发生了兴趣而已。

    正因为民族性格是这个样子，所以要等到真正的技术时代在中国出现，还需要很久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