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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时代规律:规则替换,拉动中国商业环境转型
戏,带给民营企业的是一种冲击,那么,这种游戏带给国有企业的将是一场劫难。

    相比于民营企业,国企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弊病,然而却因为国有资源的优势和长时间的运营,其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多年沉淀的存量资产、大批的专业人才、优势品牌、市场份额,和它的资产比起来,这些社会资源显然是更有价值的宝物。

    国有企业的经营,不是以纯粹的商业准则来衡量的,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机构,可以说任何商业活动都代表了国有资本的利益,因此也就在政策、市场准入、资金与扶持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民营企业在国企面前如同草莽绿林遇上了正规军,不要说并驾齐驱,甚至连望其项背也难以做到。

    当大量外资涌入我们的市场之后,我们固然获得了相当的活力,却也不得不直面其带来的负效应。

    在10年前的中国,外资还仅仅以低调的方式,依靠合资合作的手段来获取利润,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收购、控股缤纷呈现,在注入外资的企业中,甚至不乏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这样的前景显然是令人寒意顿生的。

    以国际资本为活力,是本土企业容易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强势资本加资源优势只能带来垄断,而这只垄断的手偏偏来自于他人,一旦遭遇时局变化,我们的相关产业发展与经济安全便毫无保障,无论经济如何繁荣,无论我们有多少外汇,都买不来足够的安全感。

    更可怕的是,无论是资本的流量和持久性,民营企业都无法与国际强势资本抗衡,在“大鱼吃小鱼”的法则面前,民营企业是绝无任何机会的。

    政府之所以对民营机构和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有所控制,无非是担心国有资产流入民间,流入普通人的腰包,却未想到外资的冷酷面目,要远比民间资本狰狞得多。

    当民营企业因为外资的冲击而倍感困顿的时候,国有企业却因为与外资的结合而陷入一场潜在的灾难之中。

    于是,我们就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命题:国际资本的介入,必须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度量,而这个度量的把握,就在于该如何处理产业选择这个关键性命题上。

    2.4:以不变应万变

    在经济思想上,中国的企业家们从未比一个农民走得更远。

    如果一个农民家中的粮仓存有几年的余粮,有那么几匹粗布,再养上一些家禽家畜,有了果树、丝蚕、桑树、鱼塘……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财富,足可以保证他全家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即便是遇到灾荒年景,也能平稳过渡。

    生活有了保障,就难保不会做非分之想,就难免会羡慕富家翁的生活方式,于是就会学着人家做生意,认为应该弃农从商,钱庄要开,酒坊也要开,甚至不吝代价,把田地丢得一干二净。

    然而,将实物换算为金钱,对于农家的富足生活来说,意味着一个沉重的打击。

    无论是牛羊还是稻谷、或者是丝绸、鸡鸭,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钱庄一天的财富流量,类似这样的计算方法,彻底否定了农家的生存价值,得出来的结果卒难令人接受。

    比这更难以接受的,是新经营模式本身,农产品的利润低微,哪怕是要进行一次最基本的借贷,都需要用实物财富来交换,三掏五掏之下,农家的实物储备就被掏空,几年的生活保障就此付诸东流,所换回来的货币财富,还不够进行一次小规模的经营。

    现在,当我们站在经济危机下重新审视中国经济时,就会发现这两者有着何等的相似性。

    当我们的经济繁荣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射到更远的地方;当我们的经济增长有了保证时,就会想着发展金融业、发展高端服务业;当我们的就业刚刚出现起色时,就会想着赶超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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