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而是召集会议周密安排，而是印成红头文件下发到所有职能部门，而是敦促所有机关狠抓落实，而是真真实实的行动，而且一个运动就是十年。

    建议您把这段删了吧！

    在很多革命者那里，信仰是不重要的或者是可以不存在的。在中国启蒙先驱那里，上帝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可以被否定的或应该被否定的，因为他们似乎要的是立竿见影的物质成效，他们要不择手段，要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似乎感觉到了绝对真理对相对标准的排斥，似乎感觉到无限真理对有限利益的抵制，似乎感觉到了永恒信仰对为所欲为的拒绝。于是，在中国启蒙先驱那里，更为明白地要否定宗教信仰。相对而言，实际的西方启蒙主义“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排斥或抛弃上帝信仰，……大部分西方启蒙者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这个事实给了我们许多启示，除了说明启蒙所面对的黑暗不是信仰主义的‘愚昧’之外，它还让我们注意到启蒙时代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启蒙思想对于宗教或信仰的态度，从基本的倾向上来说不是反对，而是提倡信仰自由或宗教宽容。”(17)在有益回避西方启蒙者不放弃信仰的事实的同时，中国启蒙主义者在自己主导的启蒙行动中，极力宣扬无法无天的俗世理念，多有物质的关照，少有心灵的保守；多讲实利，少讲信念；多讲反叛，少讲顺从；多批判，少赞美；多否定，少肯定；多破坏，少建设。本质的内涵和现实的应验就是无穷尽的混乱，就是无序、无准则、无真理，就是思想、现实、人生在绝望和虚无当中的不断奔赴灾难和不断逃离灾难的无力自拔的恶性循环。

    20世纪20-30年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著作出现，孙席珍的《近代文艺思潮》、徐懋庸的《文艺思潮小史》多探讨西方思潮对中国之影响的，到蔡正华的《中国文艺思潮》、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思潮本身状况的研究。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论述了“五四”到1936年的中国文艺思潮，简要陈说了当时文学的主要精神来源、流向及总体概况。一直到90年代，全面论述中国文学思潮论述才大量出现，1993年出版的邵伯周的《中国文学思潮研究》从1915年起至1949年止，从四个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萌发期、初步发展期、多元发展与激烈论争期和一元化形成期——论述了现代文学的重要思潮，“从纵向上审视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从横向上，在回顾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艺思潮———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在我国的译介、传播和影响的过程的同时，着重剖析了它们各自进入我国的来龙去脉、表现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等”。(18)这样的思潮研究专著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列举文学思潮的主要事件，梳理“客观的”文学观念、流派、渊源，知识系统的信息是全备的，但关注社会人生的正面价值点不多，对人生的本来意义的探讨不多，对相关思潮对健康人生的哺育意义的呼唤和期待不多。与思潮本身的特点相似，所谓理性的知识分析和概况是有说服力的，但心灵的内涵关照较为淡薄。似乎在关注社会，但似乎与真实人生的重要根基有拒绝，似乎与人类最重要的健康源泉是隔膜的。

    中国当代文学路程坎坷，可以把中国当代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基本状况概括为无常的、纷乱的、精神失调的灾害型状况。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一开始是批判、斗争的。当代社会典型的两个不良特点是：一是人心被毁，二是生存环境被毁。社会不讲天理，不坚持永恒准则，不信守绝对真理，不珍惜人生，不捍卫爱，社会仇恨蔓延，人们之间充满欺骗与斗争，最终把人心搞坏。人心坏了之后，人就为所欲为战天斗地毁灭环境。大自然在这样的人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