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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1990年代后:第四次“人”的发现
个意义上讲,赵毅衡说,我们人文精神大讨论中试图重建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究竟在批评什么?究竟要求到什么?

    此次人文精神讨论中出现过3100余篇相关论文和较多著作(16),我以为,赵毅衡的这篇文字是最具学理性的。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价值,是在第一层面人的发现的基础上,进入了第二层面的人的发现。在第一层面上,人们发现目下的人的状态不对劲,发现人的内在精神有不足,但究竟需要何种新状态,需要填补什么,需要捍卫什么,都不十分明确,也不十分准确。赵毅衡的第二层面人的发现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如果在呼唤人文精神,那么你呼唤的是不是人文精神的物欲横流和自我中心之类?如果你在指责物欲横流和自我中心之类,那你呼唤的究竟是什么人文精神或是什么精神?是与世俗物欲对应的神圣吗?是与虚无对应的信仰吗?是与相对、有限、暂时的道理对应的绝对、无限和永恒的道理吗?我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考虑和参照两个重要的文化渊源:一、传统中国文化之正面精神内涵,比如唐君毅认为,“我们所谓人文,乃应取中国古代所谓人文化成之本义,‘人文化成’,则一切人之文化皆在内”,“中国儒家人文主义,以人为三才之中,上通天而下通地,所谓‘通天地人曰儒’,诚是一大中至正之道。”(17)二、人文主义人欲横流之前人的健康内涵之一:人的神圣性,这一点将在本篇论文第五部分展开论述并予以澄明。(前两部分可合为背景或者发展源流之类)

    二、日常的人的发现

    与世界文学状况不尽相同,一般环境中的常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些阶段却不便提说,在正常环境中不值一提的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却会构成重大主题,正常环境中被看重和珍惜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很可能被界定为无。比如关于日常,人类存在的首先状况就是日常的、个体的、私下的人,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日常的人常常被隐蔽、被压抑、被辱没,以至于日常的人的面目有时模糊,有时负面,有时淡去,以至于当有人发现了日常的人或发现了日常的人的价值点时,这样的发现就构成整个文学界面的亮点。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中,郁达夫的传记体小说多表达日常存在在现实人生境遇中的苦闷与彷徨,丁玲早期小说表达女性人格独立、个体自觉的社会人生矛盾,刘纳鸥的私人小说写都市人在现代节奏中的飘零感,冰心、林徽因、沈从文、废名、许地山等关于日常的诉说和探究都极丰富。应该把这样的文学事件与日常的人的发现联系起来予以梳理,但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脉络,由所涉及的日常人的要素之广、之深看,真正日常生活中的人的发现,是在启蒙和宏大叙事的时代基本结束之后,是在商业化世俗化潮流不可逆转的时代,是在欲望化被人们广泛回应的20世纪90年代。原因是:一、90年代日常写作时代,冰心时期真学理、真哲学、真启蒙的理念已经被边缘化;二、90年代日常化写作时代,文革时代假大空的伪道统基本被人们看清底细。这时候有非常突出的特点,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除非触及敏感政治,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谈论空间和想象空间前所未有的任逍遥时代,是一个真正可能把日常心思如实说出的时代,这个如实说真心思,就构成了把人生日常因素讲说到大过市场或多过欲望而讲说日常真正价值的历史可能。

    新世纪之交,雷达说,“人的再发现,本是二十世纪贯穿至今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新世纪文学’在原有基础上深化着,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19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19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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