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义。

    文革把党、国家、社会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个人和亲情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为党和国家的利益是大公大义，这种大公发展到极致就会成为一种绝对的自私，个体正常的生命状态被忽略，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性范畴，甚至带有某些本能和动物性的特征，人亲近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自己身边的人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而在中，王晓华与母亲划清界限是由于党组织找她谈了话，而她与母亲断绝关系不仅没有经历什么痛苦的思想斗争，而且对母亲深恶痛绝，毅然决然地上山下乡，母亲的亲情与偶像崇拜和政治信仰对弈时竟显得那样不堪一击。王晓华亲情的回复也不是人性光芒返照，而是母亲政治上的解放——平反，因为母亲的平反，王晓华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获得了从前不敢爱的恋人，也获得了母亲。饶有意味的是亲情的失去与回归都是政治这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而个人是那样无力，甚至个人并没有任何的主观意愿，更谈不上现实努力。而在声讨“四人帮”给人们造成的肉体和心灵的创伤时，我们的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文革”和“四人帮”，而较少有人去思索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文化形态造就了“四人帮”，在那场浩劫中，每一个当事人都直接参与或客观上助长了那股逆流的泛滥，每一个当事人是否都该为那场灾难及其带给我们的创伤负责呢？

    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王晓华最终没能跟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母亲含恨而去，王晓华的心灵深处也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小说外在结构是“反文革”的，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个人命运的小故事，尽管它是由政治历史文化的大故事转化而来的，个人的身心痛苦开始被关注，个人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如果说《班主任》从谢慧敏和宋宝琦切入了“民族”伤痕，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启蒙主题的话，那就是从王晓华母女的个人化的悲剧故事来切入民族伤痕的，不经意间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人的主题。所以，这两篇小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是当之无愧的。

    尽管两篇小说都在新时期引起过轰动效应，但二者的出版境遇却有很大不同，对这一问题的追述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关于《班主任》的发表，刘心武说是投稿；而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在30年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班主任》是编辑部向刘心武约的稿。起因是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的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于是，《人民文学》“闻风而动”，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考虑到刘心武比较熟悉学校生活决定向他约的稿。《班主任》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是张光年拍板发表的，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文艺界重要人物也很快站出来支持，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有人写匿名信给“有关部门”，指责《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解冻文学”这一名词在当时意思很不好，因为苏联作家爱伦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所以，如果“伤痕文学”是“解冻文学”的话，就与“修正主义”难脱干系，文革刚刚结束，这个罪名可不算小。)由于《班主任》沿用的是“文革”叙事模式，格调明朗，代表了时代的新声，承载了民间的诉求，所以小说得以顺利发表。1978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

    最早发表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后来被《文汇报》总编马达发现，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之后全文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