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书记的汽车”、“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这实际上是权力崇拜或偶像崇拜的变形，作家的文学想象不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及其内在发展逻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农村包产到户现行政策的由衷的崇信上，作家主观预设了农民即将来临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转变，小说写出了作者意念中的“应该如此的生活”和人物“应该如此的精神面貌”，那时的作者恐怕无法预设20几年后中出现的凋敝的乡村图景吧。《乔厂长上任记》非常巧妙地将文革“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模式置换到新时期文学中，小说的故事模式与十七年那些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故事背景置换为1980年代的改革前沿，革命英雄、抗日英雄置换为“改革英雄”，但英雄的高大形象和完美品质并未改变，不仅如此，小说还采用了改革者与阻碍改革力量相互博弈的斗争模式，浪漫主义的改革正义力量必胜的理想结局(大团圆)，在改革初期，这种叙述迅速与人们日益高涨的社会改革愿望接轨，论证并宣传了国家政策，迎合了人们建国后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定势。若按小说的内在发展逻辑来推理，改革者遭遇的主要障碍是观念、习惯、思想保守之类的旧体制表面上的矛盾，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改革初期是需要的，随后的《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对改革的艰巨性进行了客观的叙述。蒋子龙以回归文革传统叙事模式和美学风格的方式确立了“改革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叙事的现实合法性。

    改革文学强烈的社会功利性特征与文革叙事模式与审美风格的回归，及其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也引起了理论界与批评家们的关注和批评，改革文学试图对急剧变化的现实作出同步的、明确的价值判断的愿望是良好的，但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将主要英雄人物人为拔高，将反面人物小丑化、漫画化的二元对立模式的运用，却使“改革者形象的性格特征存在着明显的雷同”，“在雷同化的背后是理想化”，“而在这些理想化的改革者形象背后，却是清官主义——一个陈旧的理想模式”(5)这是改革文学的根本缺陷，当然也是历史性的局限。“清官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早已成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是集权制宗法制社会的产物，而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者和作家们将改革困难的最终解决和对改革的信心与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而作家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在现实中注入现代民主政治的神光，过分沉溺于对现实的书写上，刚刚从文革噩梦中苏醒的作家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对改革现实进行理性的批判。这一任务有待后来的作家们来完成，如今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对知青问题进行又一轮的反思与阐释，相信会有作家对改革文学所表现的那段历史进行新的解读和阐释，站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高度把那段历史放在中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去考察。

    改革的激情在现实中不断遇到新问题、新阻力，作家对现实的思考也随之深入，关于个体精神的残缺和失落的沉思已经逐渐浮现在字里行间。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柯云路的《京都三部曲》、王润滋的《小说三题》、矫健的《小说八题》等作品所表现的改革已经明显减少了理想浪漫的色彩和激情，他们更多地关注和表现普通劳动者对改革的自觉要求，描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需求，作品中交织着新与旧、正与邪、现代与传统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作品的基调也不再是盲目乐观，而是客观冷静地反观现实，对之进行深入地思考。在创作手法上，也不再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法则，而是在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一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和手法，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所以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