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变形、通感、暗示、打破时空秩序等，这使他们的诗中呈现出朦胧隐约的诗风。同时他们扬弃了此前诗歌中作为个人的“自我”的缺失，而是凸现了“自我”的存在，他们把诗的写作放在人的价值的确认基础上。

    这种带有现代主义诗风的诗歌与长期以来诗坛的风格截然不同，引起了一些人的疑议。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该文从诗歌阅读的朦胧难懂上，展开了对这一诗潮的论争，这批青年诗人的创作因此获得了“朦胧诗”之名。这一最初带有贬义色彩的“朦胧诗”却在论争中作为一个正面概念得到广泛认可。在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发表后，围绕着“朦胧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在论争中，有对于“朦胧诗”持否定批评态度的一方，其代表是丁力、程代熙、郑伯农等人。他们以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视角观照诗歌，认为朦胧诗是晦涩诗、古怪诗。老诗人艾青、臧克家也对朦胧诗基本上持着一种否定态度。但是也有对其肯定赞赏的一方，这一方的主要代表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批评家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文中对新诗潮的探索和创新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提出对于这些古怪的诗应该先“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文章给新诗的探索赋予了某种合理性。此后，《诗刊》发表了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他支持谢冕的看法并将此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来认识，认为朦胧诗潮的新的美学原则是“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20)则对朦胧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诗人的诗学态度、文本实验及风格特征等做了既系统阐释。当时围绕着“三个崛起”参与论争的文章很多，国内几十家报刊都发表了相关文章，而论争的关键最后走向如何看待现代主义文学的问题，否定现代主义文学的人常常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并且把其引向政治学、社会学的方向，所以，论争在最后往往走向非文学的角度。虽然这场论争在青年诗人徐敬亚的“自我批评”后貌似平息，没有再因此发生论争，但是朦胧诗潮却获得了学界认可，并被写进文学史。(21)

    新时期第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朦胧诗潮，经过“文革”期间的准备。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地下浮出水面，并在论争中生长、繁荣。1983年之后朦胧诗潮逐渐走向衰落。1986年朦胧诗潮代表人物梁小斌《诗人的崩溃》一文，宣告了朦胧诗潮的沉落。(22)

    几乎在朦胧诗潮同时，小说和戏剧创作也出现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是从意识流小说开始的，有人说意识流文学是“首批从西方驶入中国文学内湖的红帆船”。(23)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本是心理学术语，其名为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James illiam)1884年在《论内省心理学所忽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威廉·詹姆斯认为“意识并不是一节一节地拼起来的。用‘河’或者‘流’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它才说得上是恰如其分。此后再谈到它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思维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之流吧。”。(24)至二十世纪初，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又成为意识流小说的哲学基础。二十世纪西方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意识流小说作家作品：法国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的等。意识流主要关注人类非理性层面，它强调潜意识、下意识、直觉、幻觉，认为非理性层面的人性才是最真实的，所以，真正的意识流就不仅仅指一种创作方法，而是一种文学观念。西方意识流小说表达的是人的无意识等深层面的东西，它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