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试验刑罚机器，以及吩咐陌生人十二个小时后来看他的试验结果，都跟军官的行为形似，而且神似。但由于老司令官的缺席，再加上中国人宗教意识的欠缺，刑罚专家的行为就缺少了一种外在的观照，更像是一个变态的职业病患者。至于陌生人的形象，显然是旅行者的又一个变形了。

    对残酷场景的偏爱导致余华一度以渲染残酷场面为乐事，也应该是此种心境下的产品。中国文化的观念里缺少宗教情怀，但东西方几大宗教的核心实际都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层面——宽容。对于积贫积弱的民族来说，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是一种刚性，是自强的一种方式。但对于一个长期太平的民族来说，宽容心理更易于使社会良性发展。中，人性的冷漠与自私在强化、夸大的象征中引起了人们的震骇，人性屈服于兽性的现场感凸现了人的悲剧。跟《一九八六年》一样，余华过分渲染冷酷的刑罚而忽略了刑罚背后该蕴藉的人性的观照，过分的写实冲淡了象征的深度，使这些作品缺少一种多层次的纬度。

    如果仅仅是写故事性很强的小说，似乎只生存于一个地方，只有一种文化渊源也可以写出很精彩、很好看的小说。但如果是写哲理性很强的作品，富有一种跨文化视野就会更富于优越性。余华的小说恰恰缺少这些，他缺少一种高度。他总是从形而下的某一点关注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是借此恶劣事件揭示人性的隐秘的恶的可怕及其产生的逻辑，那自然有其意义，可只是罗列这些恶的表现，给读者的视觉造成一种巨大的震撼，除过震撼还有什么言外之意？文学不回避写恶，但为了写恶而写恶，显然不是文学的真义。这也是我以为只能“热闹读者的眼，而不能温暖他们的心”(23)的原因。卡夫卡也写恶，但卡夫卡作品中的悲悯情怀是其他许多作家所不能比。几乎所有谈卡夫卡创作的人都会谈到卡夫卡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不是故作姿态，也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而是一种心灵的共鸣，作者一直在试图帮助那些被盘剥的人，被欺压的人，卡夫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是深恶痛绝的。而在余华这里，我们在冷酷的暴力渲染后面没有看到人文的力量，也没有看到人道主义的坚实后墙。

    其实，我倒更喜欢余华不那么先锋的小说，如《黄昏里的男孩》、《一个地主的死》、《两个人的历史》、《死亡叙述》等等。《黄昏里的男孩》以平实自然的客观叙述直指人性之恶。孙福对小男孩的惩罚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孙福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行为正是不道德的。看客们的麻木也旁证了不道德的行为被合法化的现实，而作者在小说结尾补叙了孙福的生活史，他遭到命运的打击，儿子溺死，妻子私奔，从一个幸福的人沦落为不幸的人。陈思和认为，孙福的“命运悲剧和人性悲剧融合成一场万劫不复的人性堕落史，谁能预示那个黄昏里的男孩又将成为怎样一个恶毒的人物呢？”(24)而张新颖则认为：“这种情境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孙福，被生活的磨难所改变，以扭曲的形式，以堂皇的理由，发泄对于生活的怨恨和报复。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是那个没有名字的男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陷入到以公共的、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规则为名义的围困之中，接受惩罚，无力反抗，无法辩驳。”(25)《两个人的历史》在淡淡的叙述中包含了巨大的生存智慧。好活和赖活，那个更好？兰花的生命是一种轨迹，谭博的生命也是一种轨迹。如果让谭博重新选择，谭博也未必会选兰花的人生之路。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一个地主的死》则用一个似乎是漫不经心的故事，改写了一贯的文本方式，也颠覆了一种历史观。王达敏称：“《一个地主的死》暗含的历史观是明确的，它突破政治的阶级论所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观对历史的某些遮蔽，从民间意识形态及普遍人性的立场看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