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一贯态度，同时也形成了路遥书写苦难的独特风格。

    路遥不仅在小说中反复书写苦难，而且喜欢将人物的苦难境遇推到极致。因此，有论者认为：“路遥的小说属于典型的人生炼狱体验叙事。他是把人生的苦难体验当作小说的主题内容的作家。但他并不怨天尤人地渲染苦难，并不单纯地写苦难本身，而是通过苦难来写人的人格尊严、道德激情，面对苦难的不屈的精神力量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热情。在苦难面前始终强调人的强健的生存意志和乐观的生存态度，乃是路遥的人生炼狱体验叙事的一个特点。由炼狱而顿悟、升华、获救，构成了路遥小说的完整的情节构织模式。”［18］应该注意的是，路遥对苦难的过于诗化和崇高化处理，使他笔下的人物带有一定的自虐色彩，这也是“十七年”文学中对苦难的流行态度。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喜欢将人物的苦难境遇推到极致的，还有一位被过高评价的作家——余华，余华的和是这方面的典型文本。但是余华与路遥的巨大差异在于：余华让其笔下人物在苦难面前一味忍受、屈从，而不是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抗争，似乎“活着”本身就是这些人物活着的终极目的，因此，这些人物是主体意识尚未苏醒的人，而余华欣赏的无非是一种“奴隶哲学”——鲁迅先生早在多年以前就大力批判过的国民劣根性。由此不难看出，余华不要说与文学巨人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就是与离他并不遥远的路遥，也还有着不小的差距。此外，路遥书写苦难，将苦难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却并不是为了展示和炫耀苦难，而是为了从苦难中挖掘普通人身上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和底层人民中的深厚情谊，发掘使人奋发与提升的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这些硬汉，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在大家庭中，能够勇于承担责任，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前途，孝敬父母，友爱弟妹，很合于儒家文化中“合群”、“无己”、“仁义”、“孝悌”等做人风范，是路遥理想的国民形象的写照。何止这些硬汉，在路遥笔下，不管是中的德顺爷、刘巧珍，还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少安妈、田小霞，都是那么的善良、宽厚，处处为他人着想，为了亲人和所爱的人，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毫不以自己为虑，身上闪烁着美好人性的光辉，陶冶和提升着读者的品味与人生境界，温暖和滋润着读者的心田。显而易见，路遥的小说叙事中带有强烈的道德化倾向。笔者以为，对文学现象不宜作简单的道德评价。问题是，虽然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多方面的空间表现，但文学一旦丧失了道德这个维度，嘲弄善和纯洁，对恶无动于衷，对堕落欣赏与认同，对底层人民的不幸漠然处之，毫无疑问，是无法进入伟大作品之列的。我们读路遥的作品，直到今天还会动容、流泪，深刻地体会到做人的尊严和高贵地活着的美好。那种崇高的审美体验有力地推动着我们，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远离物欲与卑琐，朝着人性的自我完善前进。这种深沉的人性力量与优美的诗性质素，使路遥的作品具有了精神故乡般的祥和和温暖，在物质对人进行挤压和异化的现代社会，它还具有缓解现代人的精神焦虑、避免人性沦丧的“治疗”作用。

    除了对苦难的反复书写和道德化倾向，路遥的小说叙述方式也很值得肯定——一种饱含激情的叙述方式。在阅读路遥作品的过程中，我们时刻感觉到路遥和他的人物在同呼吸共命运，他为他们悲伤、难过甚至流泪、惋惜，有时又为他们欢呼雀跃，但他又不胶着于他们的视阈，能从他们的世界中跳出来，不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予以评点。总之，作家的主体性格外凸显。凭藉有限的阅读经验，我们知道，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镜，更是灯，不仅需要展示，更需要照亮黑暗。在这样的作品中，作者主体总会适时站出来，用议论点亮读者心灵，整合全书，这是路遥最为独特的修辞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