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这些小说对国民性的反省与鲁迅、巴金等人是相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已经达到了鲁迅杂文或巴金之《随想录》的高度或者深度。事实上，在这些小说看来，反省毕竟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挖掘我们的病根，在民族现代化的道路上予以克服，改造我们的人性以完善民族的灵魂。所以，这种反省与批判在实践化与道德化之外，也表现出历史化的倾向。同时，它又以国民性在时代中的“变形”为起点，以现实需要为潜在规范，所以，这种反省又有很强的时效性。然而，不管怎样，在“民族灵魂重铸”的精神长征中，这种反省所贯穿的忧患意识，仍为我们找到了“民族文化建构”的历史起点。

    如同新时期文学的文化逻辑一样，长篇小说也在精神联系方面，首先就接续了文学对社会情感的渲泄和幸存者对“文革”期间的非人待遇、家庭惨剧及生离死别等等的愤怒控诉，然后再推及到对其根源的质询与反思，并最终落实到“人”的身上。最初的主要作品有《将军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它们大都以“文革”为聚焦点，在透过“文革”的源起、文化基础及传统制约等种种帷幕之后，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在“是非颠倒、美丑不分、邪恶横行”的环境里的性格挣扎和汇演，人性被极度的扭曲与变形。就自我反省的力度而言，这些作品不可抑止地显示出愤怒与激昂。在度过由时代所主持的情绪仪式之后，以《沉重的翅膀》为代表的一批写改革的作品破门而出，像《花园街五号》《男人的风格》等。到了80年代中期，《黄河东流去》等视野更开阔之作问世。再后来，力作联翩，《平凡的世界》和是两部对社会文化心理变化极其敏感，对农民的历史命运极其关注。与此同时，《古船》《活动变人形》《隐形伴侣》《突围表演》《金牧场》《故土》、《蹉跎岁月》《生活之路》等纷纷涌现，长篇小说的阵容更为壮观，它们均开启了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批判性审视的新路径。⑻或把“人”置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或从历史视界出发，或在日常的生活现场，拷问人性的内在构成，寻找“国民性”的归返之途，挖掘“痼疾”之根。这些批判在总体上趋向理性、丰富与深度，甚至有意识地锋芒内敛。

    “人”毕竟是民族的主体，民族的自我反省最终还是落实在“人”身上。不过，与鲁迅采取杂文式的、选取若干“国民性”进行辛辣地讽刺与否定不同，与史密斯从印象出发，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诗意的文化分析不同，长篇小说是以典型人物来体现对“国民性”的探讨的。它既包括着上述“原型”，但更形象地表现为人物突破做“人”的基本规范和道德底线之后的动物性、人物性格中的邪恶虚伪狠毒因素之逆历史性、人物不正当的生存活动对人类美好理想的破坏性等等现象来唤起读者的价值判断，以肯定或否定的姿态来达到对“国民性”的反省的。由于指向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建构，所以它始终持守着中和意识，当然也不无内在的挣扎与痛苦。在包括“政界要人、商界巨子、社会名流、学者教授、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娼妓乞丐，各色人等”的人物谱系中，新时期三十年长篇小说主要通过三类人物来实现自己的“批判策略”的。

    新时期以来，不断地有人审视当今长篇小说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认为它有“独尊”现实主义之嫌，无论对近三十年文学的热点与焦点问题，还是面对现代化与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抑或是对当代文学的世界化进程，不但未予及时跟进，而且还欠缺更为深刻的包容性及内在融合。当然，这种批判有其不容忽视的学理性，它触及到了当今长篇小说某些深层次和根本性的问题，如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当代文学所承担的意识形态任务及其自律性，小说文体所体现的合力意志和社会对它的深度期待等等，这绝非三言两言就能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