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近三十年长篇小说也存在着以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的倾向，如止不住义愤，对国民性痼疾过度渲染；或把善恶二元对立化，拒绝理解或者深入“人”的非理性世界，不承认理性经验之外的国民性之可能性；或把反省情感化，以自己的是非好恶来判断国民性之价值。所以，这些“否定者”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还欠缺与阿Q、奥勃洛莫夫、答尔丢夫等“人物”相提并论的“象征资本”，所表意的反省精神也就被无意识地削减了深度。

    当然，首先启动“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主题，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追赶时髦，而是有着深在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诉求的。

    不过，如果从出发点及创作实践来看，新时期三十年长篇小说还是充分地体现了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也表现了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之基础上进行努力探索和创新的强劲势头。特别是对于构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基本框架的农村、都市、改革、军事、知识分子、女性、历史及革命历史、少数民族等等重大题材，主体性、意识流、象征手法、荒诞手法、诗化与史诗化等等审美形式，当今长篇小说都有过深刻的表现，并从侧面折射出当代文学繁复驳杂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倾向；然而，如雷达对“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描述一样，它们也深在地贯穿了“一条原动力和生命线”，那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众多作家，呼吸领受了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日益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倦地、焦灼地探求着处身今日世界，如何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从不断展开的文化旅程来看，这种对民族灵魂的探索，绝非主观玄想，而是“从历史深处迸发的不可阻遏的潮流，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学汇聚到今天的必然表现”，由不自觉到日渐自觉，从停留在重新发现“国民性”的残痕到不断有新的发现，由较狭的政治视角到日益宏阔的文化视野。(1)从主体内容来看，它们又不断地聚合着“现实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明与愚味的冲突”等种种文学现象，并且以“主潮”的形式，在精神层面上辩证地、逻辑地呈现出来。

    第二类人物是“中间人物”。自1962年邵荃麟提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秋的芸芸众生”的“中间人物”之后，它的定义就不断发生迁延，学术界也对它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但却基本上忽略了邵荃麟把“中间人物”作为国民性反省的意义所在。其实，中间人物是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的“混血儿”，正因为他一方面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的进步，并与时俱进地变革若干陈腐、落后、惰性的“人性”因素，所以，他所持守的某些痼疾就显得更为隐蔽，更具有深在的危害性，它们恰恰是反省最后的根柢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中间人物的复杂性，某些痼疾又是与“优根性”相关联的，在变动的时代与情境下又显示出不同的性质，对它的批判就难免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是最具反省的深度和难度的。所以，邵荃麟才自觉认同鲁迅，主张展示芸芸众生灰暗的精神真相与“奴役创伤”，如对于农民的愚昧与麻木，对于小市民的自私与昏愦，对一般知识分子的自保与崇洋进行淋漓尽致的批判。⑽在当代文学史上，“中间人物”也先后经历了“粱三老汉”、“陈奂生”、“隋抱朴”的变化。就大多数人的性格因素来讲，正如雨果的美丑辩证法一样，都是复杂多端的。在近三十年长篇小说中，有许茂、孙少安、四圈、白嘉轩、岳鹏程、王琦瑶、杭嘉和、陆承伟、粱必达、韩子奇、童霜威，等等。我们从许茂老汉的勤劳、善良里看到了不近情理的保守和固执，在白嘉轩的“内省、自励、慎独、仁爱”的面孔后面，包藏着他对人性的压抑、对子女们的专制以及维护礼教的残忍性，在岳鹏程的精明、灵活、宽容里，也有着冷酷与不近情理。在倪吾诚、姜静宜、岳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