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对现代化的美好憧憬，以为实现了现代化，个人的欲求就会无条件地、顺其自然地得到满足；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才使人们彻悟，原来个体的生命欲求要靠自己去争取，于是，“获利的欲望”空前膨胀起来。洪治纲说：“在一个欲望极度膨胀的时代，都市生活总是首先被推上纷乱而无序的现实境域。”(2)都市作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消费中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的基本需求，还不断通过媒介和时尚的诱导创造出新的欲望，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一部人看来就是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承认和保护，这无疑为某些人的发财梦、发家梦的实现给予了政策和法律上的保证，从而激发了他们巨大的生命潜能，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被现行体制边缘化的人怀着发财致富的野心，涌向都市和“开放城市”淘金，深圳几乎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在一群冒险家的怀抱中茁壮成长，当然也成就了一大批新型的成功人士和商界精英。深圳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发财梦与都市梦成为一对孪生姊妹，成为欲望生成的中心地带。于是，作家们充满智慧地选择了都市作为自己创作的背景，并把物欲与性欲作为向都市腹地挺进的两条捷径。

    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十分重视现代性与货币经济和都市生活的关系，他认为大都市的生活是现代性的关节点，成熟的货币经济是现代性在整个社会的扩散根源，二者相互纠结，分别代表现代性的强度和广度。他说：“分析货币是为了抽绎出整个时代的精神。”(3)他的哲学研究集中体现在都市生活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心生活的影响上，对现代性的研究偏重于审美和内心体验的层面，他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一种心理主义(4)

    1990年代的都市欲望叙事，其话语模式可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小说，王安忆对上海“怀旧式”的叙述，复原了老上海曾经有过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繁荣与辉煌，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为亚洲最大的商业、金融、文化中心，引领着亚洲的时尚潮流，中国作家对都市的幻想总是难以超越老上海的辉煌与光荣。1990年代的都市是一个物化了的欲望世界，它“企图将世界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都统统纳入市场机制的交换机制中，并把它们放在金钱的天平上来衡量，最终也将导致人本的物化和异化。”(5)都市在作家们笔下被最大限度地“符号化”了，充斥于都市小说中用来吸引眼球的都市象征物是：高楼大厦、超级市场、高档酒店、写字楼、酒吧、茶楼、咖啡馆、KtV包房、桑拿房、美容院、专卖店、股票交易所、高级别墅、公寓、出租屋、汽车、地铁、出租车、立交桥、电视台、网吧、手机、度假山庄、高耸的广告牌和闪烁的霓虹灯等等，都市中四处游荡着的是暴发户、贪官、成功人士、都市白领、中产阶级、冒险家、小资、美女、帅哥、吸毒者、卖淫者、黑帮老大、小弟、保镖、性无能者、施虐狂、强奸者、洗头妹、下岗职工、网虫、酒鬼、民工、保姆、无业游民等，这些人构成了都市的主体，单是上述符号就足以构成一个庞杂的话语体系。都市是一个物化的存在，它满足了人们对欲望的丰富想象，追求物质享受成为一种价值追求和生活潮流，都市就像一个欲望的祭坛，物是唯一被崇拜的神灵，为了物，人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作为牺牲来献祭，最终被无所异化，成为物质的奴隶。对物的崇拜集中体现在对金钱的盲目崇拜上，马克思说货币“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很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