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纪文学”的构成

    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进入新世纪后，变化更加明显，出现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经论及，这里着重要强调的是“新世纪文学”的构成。“新世纪文学”在构成上与90年代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变化是打工文学、亚乡土叙述、“80后”写作、网络文学成为其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

    今天面对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仍然是关怀人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而我一直认为关怀人的问题应该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有关这一点，我在《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一文中有过详细阐述。关怀底层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但流行一时的底层写作的名称却令人生疑，自中国现代文学起就有关注底层的写作，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就提到了这一问题。在新世纪，所谓的“底层写作”主要是指打工文学。打工文学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打工这个概念来自民间，它本身不具备严密性和科学性，文学对打工者的想象也往往带着悲悯和同情的色彩，打工者往往等于农民工。2006年年底，我参加了“打工文学创作实践与未来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人认为不能对打工文学进行界定，但客观看来，打工文学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是现代社会转型期中特有的、过渡性的文学类型，所以，对打工文学的概念必须重新界定。而几乎与此同时，有一家报纸很郑重地发表了有关该报不再使用“民工”一词的声明，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是对于打工的极大同情。但是打工的含义是很复杂的，打工群体的成员也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有人把打工者分为金领、白领、蓝领等。新世纪的打工文学大多把这一主题限制为表现农民工题材上，侧重于站在打工者立场上进行叙述，这是一种新的主体的探索。打工文学的主体大多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渴求成功，但是现实遇到的往往是失望与失败。需要指出的是，打工文学的作者未必是打工者。新世纪几年中，罗伟章《我们的路》、《大嫂谣》、刘庆邦《麦子》、陈应松《太平狗》、白连春《静脉血管》、迟子建《世上所有的夜晚》、于晓威《我走在深圳的大街上》等作品都堪称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应当看到，由打工者和一些作家所创作的这类作品也许与知青文学一样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现象，但打工文学在现代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极其重要的，它几乎包含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的各个方面，充满了种种精神冲突，表达了面对城市的漂泊感和异化感，不容忽视。最重要的是一旦涌入城市，就会同时面临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就只能“在路上”，永远成为无根者。罗伟章《我们的路》着力表达的就是这种状况。

    与打工文学密切相联的是亚乡土文学，这也是“新世纪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现代转型社会时期农村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得大部分乡村出现空心化状况，没有了青壮年劳动力，留下的只有老人、小孩和一些妇女。一些作家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现实，开始揭示这一问题。可以说，当下的亚乡土文学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极为相似，它们用力在揭示社会问题，表现真切的社会人生图景，而对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没有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或者说，亚乡土文学并不缺乏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它缺乏的是呼唤爱、引向善与光明、正面造就人的能力。在亚乡土文学中，乡土已经不再是此前文学想象中的美丽家园，也不再是荒蛮愚昧所在的荒野，而无情地呈现出一种无奈的景象——这里的人正受到城市生活观念的冲击，却又面对着空虚的乡村。在亚乡土文学中，作家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空壳化的乡村时，首先揭示了现实问题，然后把揭示重点落在乡村中人的精神层面。贾平凹的中揭示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