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换了半个小时，”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实际上，只不过换了十来分钟，可是巴布洛·维卡略却觉得这段时间是如此难熬和神秘莫测，以致他觉得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因此，他把刀放在弟弟手里，几乎是强迫他去为妹妹挽回荣誉的。

    “没有办法，”巴布洛·维卡略对弟弟说，“事情只能这样了。”他们从屠宰场的正门走出去，手中的刀子没有用东西包住，院子里的狗狂吠着跟在他们后边。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布洛·维卡略回忆说。“不但没有下雨，”彼得罗回忆说，“还刮着海风，天上只有几颗天亮时的星星。”那时那桩事情已经传开，当他们从欧尔滕西娅·巴乌特家门口走过时，她正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流下眼泪的。“我想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她对我说，“因为我借着路灯看见他们手里的杀猪刀，觉得刀上还在滴着血。”在那条偏僻的街道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店铺都已开门，其中包括巴布洛·维卡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家的店铺。维卡略孪生兄弟每回这个时候经过这儿时，特别是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总要进去喝第一杯咖啡。他们推开院子的大门，狗在黎明的昏暗中认出了他们，围了上来。兄弟俩进厨房向普鲁登西娅·科德斯的妈妈问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我们回头来喝吧，”巴布洛·维卡略说，“现在有急事。”“我知道，孩子们，”她说，“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兄弟俩只好等咖啡煮好。这时彼得罗·维卡略以为哥哥是在有意拖延时间。在他们喝咖啡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普鲁登西娅·科德斯走进厨房，拿来一卷旧报纸，想把炉火扇得更旺。“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对我说，“我不但同意他们，而且如果他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就不会同他结婚。”在离开厨房之前，巴布洛·维卡略从她手中夺过两叠报纸，递给弟弟一叠，让他把刀子包起来。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在厨房里等着，直到看他们从大门里走出去，而后她又等了三年之久，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布洛·维卡略出狱，成了她的终身伴侣。

    “你们可要好好当心，”她对他们说。

    因此，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觉得孪生兄弟不像以前那样坚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她给他们上了一瓶烈性酒，企图最后打掉他们杀人的念头。“那一天，”她对我说，“我发现我们这些世界上的女人是多么孤单！”彼得罗·维卡略向她借她丈夫的刮脸用具，她给他拿来了胡刷，肥皂，挂镜和换上新刀片的刮胡刀，可是他却用剔肉刀刮了胡子。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那是男人的一种野性。“他像电影里的暴徒，”她对我说。后来彼得罗·维卡略亲口告诉我说，这事是真的，他是在军营里学会用剃头刀刮脸的，这种习惯一直没能改变。可他的哥哥则谦恭地借了罗赫略·德拉弗洛尔的刮胡刀刮了脸。最后，他们俩默默地、慢吞吞地将那瓶酒喝完，睡眼惺忪地看着对面那幢房子的紧闭着的窗户。此时，有些人装作顾客来买他们并不需要的牛奶，询问一些店里没有的食品，实际上是想看看维卡略兄弟是否真的在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要把他杀死。

    维卡略兄弟大概一直没有看见那扇窗户透出灯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4点20分回家的，但是他不必开灯就可以到卧室去，因为楼梯的灯是彻夜不熄的。他走进漆黑的卧室，一头倒在床上，连衣服也没有脱，因为他只能睡一个小时了。当维克托丽娅·库斯曼上楼叫他去迎接主教时，他就是这样躺在床上的。我们一起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一直待到3点过后，那时她亲自打发走乐师们，将庭园里舞场的灯全部熄灭，让她的卖笑的女人们单独回房间休息。这些舞女已经劳累了三天三夜，开始是偷偷地招待那些上宾，其后是公开地来到我们跟前，同我们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