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六个发誓要毁灭世界的人。在他们面前，赛姆一次又一次地尽力运用自己的知识。有时候，他一度认为这些想法很主观，即他看到的只是一些普通人，其中一个很老，另一个神经质，另一个近视。但反常的象征性感觉总回落到他身上。不知为何，每个人似乎都处于事物的临界点，就跟他们处于思想临界点的理论一样。赛姆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站在狂野理性之路的极端。他只能像是在某个寓言中平凡的想象，如果一个人一直朝西走，直到世界的尽头，他会发现某样东西——比如一棵树——那或多或少就是一棵树，一棵被精灵控制的树；如果他朝东走至世界的尽头，他会发现另一样并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可能是一座塔，塔的外形令人憎恶。所以这些人似乎暴烈而肆意地站起来抗逆终极时空和来自临界点的憧憬。地球的末日就要到了。

    赛姆接受了这一场景，谈话也在不断进行；早餐席上众人令人困惑的反差，根本比不上发言者从容审慎的语气和可怕的主旨。他们在深入谈论一项马上要实行的阴谋。楼下的侍者说他们正在讨论炸弹和国王，他说得相当正确。仅仅三天之后，俄国沙皇就要在巴黎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会面。而就在这个洒满阳光的阳台上，这些笑容满面地享用着熏肉煎鸡蛋的绅士们正在决定如何干掉他俩，就连作案的工具也已选定；不错，是由黑胡子的侯爵携带炸弹毁坏一切。

    按常理讲，如此接近这个真实而客观的罪行会使赛姆冷静下来，并且消除他神秘的颤抖。他会只考虑如何拯救两个人，使他们的肉体不被钢铁和咆哮的气浪撕成碎片。可事实上，现在的赛姆开始感觉到第三种恐惧，这种恐惧比他的心理憎恶或者社会责任感更锐利，更具存在感。很简单，他没有时间担心法国总统或者俄国沙皇的安全；他开始为自己担心，因为大多数谈话者几乎忽视了他。他们的脸相互靠近，几近一致严肃地争论着什么，除了有一刻当锯齿状的闪电斜刺过天空时，那位秘书歪着嘴笑了一把。可是始终有一样东西在一开始就困扰着赛姆，直到最后使他恐惧。那位主席时刻注视着他，带着极大的令人费解的兴趣。这位巨人相当安静，但他的蓝眼睛从脑袋上突显着，它们总盯着赛姆。

    赛姆有一种要跳起来跨过阳台的冲动。当主席盯着他看时，他觉得自己就像是玻璃制成般脆弱。他毫不怀疑，星期天已经通过某种无声而离奇的方式察觉到他是一个间谍。他把视线扫过阳台的边缘，看见一个警察心不在焉地在下面站着，眼睛盯着闪亮的栏杆和阳光下的树木。

    然后，赛姆身上产生了一种将要困扰他好多天的诱惑。在这些强势而可憎的无政府主义的头号人物面前，他几乎忘记了那位脆弱而古怪的诗人格里高利，那位渺小的、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唯美主义者。他甚至带着一种熟悉的善意想到格里高利，仿佛他们是孩提时的玩伴。不过他依然记得，他仍然为一个承诺而受制于格里高利。他曾承诺绝不做现在他觉得几乎就在做的事情，承诺过不跳出阳台去通知那位警察。他把他的冷手从冰冷的石栏杆上抽开，灵魂因为心理的犹豫而摇摆。他只需把他对一个凶恶团体所作的轻率的誓言之线扯断，他整个人生就会像下面的广场一样开阔而充满阳光。另一方面，他只要保持过时的名誉，就会一点一点地陷入这个人类大敌的控制范围，他们的才智就像一个刑讯室。他每次朝广场望去，都会看到那位舒适的警察，他是常规和秩序的脊梁。他每次回头看早餐桌，都会看到主席仍然用令人讨厌的大眼睛安静地琢磨着他。

    在万千思绪中，赛姆从未出现两种预想。第一，赛姆绝不怀疑，如果他继续孤军奋战，主席和他的理事会就会把他摧毁，可能会在一个公开的地点用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方案。星期天这个人不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布下他的铁夹子就不会轻易罢休，不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