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分裂主义还很强大，甚至威胁到国家的存在和安全。发达国家的体制已经相当成熟，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文化多样性的挑战，实施鼓励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发展中国家则还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必须处理民族整合与文化多样性的矛盾。一方面，必须教育人民效忠国家，分享国家的崇高目标，以自己的公民权而自豪；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文化多样性，认识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宗教文化和思想流派的丰富多彩。应当看到，中华文化包容了以上所有的多样性，鼓励和扶植多样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整体中充分发展，都是整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中华文化仅看做汉族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是片面的、狭隘的、错误的。遗忘台湾的地方文化也是不对的。更值得我国对外战略注意的是跨国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敏感性。民族－国家的界定是晚近之事，而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形成却历史悠久，两者并不吻合。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激起感情上的恶感，甚至影响国家间关系。其次，文化多样性强调各种文化一律平等，但仅有这点是不够的，还不能使人们对各种事物做出判断。中国的外交原则之一是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政策，如何判断是非曲折，显然要使用价值观判断，文化多样性并未提供给人判断的标准。众所周知，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文化也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今天现代化的差异中也包括文化现代化的差异。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差异，就是判断文化的先进和落后的时代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不能因此而无视文化的先进和落后。对发展中国家中的文化落后性也应当正视，尤其对中国存在的丑陋现象的文化根源，更应严肃反思和批判。只有经过现代化的洗礼，文化落后的历史性原因才会消退。

    我去河北沧州吴桥“江湖文化城”参观杂技博物馆时发现，某省委前领导署名的前言中竟将“杂技”与“先进文化”相提并论，画上等号。

    看来这位领导对什么是“先进文化”，还不甚了解。事实上，每一种文化内部都有精华和糟粕，有时甚至会混在一起，难以分辨。例如，中国文化中的忠孝价值观，忠于国家，孝顺父母，自然是文化精华，但是愚忠误国，愚孝扼杀人性，也是不争的事实。每种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如何区分呢？主张文化多样性是否就对精华和糟粕都照单全收呢？显然不是。文化多样性没有提供判断和区分的标准，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准，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准，判断哪些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精华，哪些是必须批判抛弃的糟粕。判断的标准不是西方还是东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是文化的先进性还是落后性。一般来说，人们容易对本国文化给予积极评价，而对缺陷认识不到或估计不足甚至反以为美，因此持有文化开放的态度，在与其他文化比较中认识自身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在讲多样性的同时是否也还需要讲统一性？毕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是既讲矛盾的特殊性，又讲矛盾的普遍性。

    这是自然的。人类需要多样性，也需要统一性。赋予某种文化普遍性是不能被各国所接受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每个国家只须照此办理才能成功。反之，如果把特殊性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也会造成不同文化思想交流的巨大障碍。彻底的多样性坚持每种文化的独特性，最多只能承认各国文化的不同，并不能说明更多的东西，至多只是把各种文化等量齐观，而这又将在复杂的事实前碰壁，因为事实上它们无法等同。更重要的是，对每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强调过头，只能导致文化冲突一触即发的危险局面。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小组认为，人类已经达到了多样化的极限，缺乏整合实际上会任意把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