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亚太战场
、火炮方面的绝对优势,相继攻陷长城沿线各口,中国军队虽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终究在敌之优势兵器和火力的压力下,战败后退。日军强渡滦河,连克密云、遵化、蓟县、唐山等22县。国民政府派黄郛北上与日本方面谈判停战。5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中国被迫接受屈辱性的停战条件。此战可以看做日本利用中国人自相残杀、进行内战的机会,乘机蚕食中国边缘地区的典型一例。
日本得陇望蜀,侵占热河后,又开始搞“华北自治”,进一步肢解中国。1935年底,南京政府在日本压力下,成立了一个动摇于日本和南京之间的半独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调整内外政策,以应付日本的侵略企图。日本则进一步施加压力,将华北驻屯军人数迅速增加。日本见华北一时难以吞下,便以建立“大元帝国”为诱饵,唆使蒙古德王成立伪“内蒙自治军政府”,脱离中国政府,利用中国内部民族间的矛盾,以夺取察哈尔、绥远,取得南下华北的前进基地。1936年11月初,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策划、参谋田中隆吉的亲自指挥下,伪蒙军数千人向绥远进犯。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积极行动。11月23日,伪蒙军由百灵庙分两路犯武川、固阳,傅作义部35军和骑兵师一面迎头痛击,一面奇袭其后方百灵庙,于11月24日攻占这座塞外军事重镇,伪蒙军大部被歼。
面对内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党派之纷争、外有强敌进逼的国内外严峻形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全民族的抗战阵营以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是从其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私利出发,固执地把共产党武装视为明末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日本看做即将进关的清军,并且认为明王朝覆没的原因是没有先消灭农民军就与外敌作战。蒋介石认为目前中国局面与明末相似,要吸取明王朝的历史教训,先清除内患,而后方可对付外敌。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的“五省剿匪会议”上,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外交上,尽可能地拖延战争爆发的时间,以争取肃清国内政敌和对日作战准备的时间。这样,在具体的操作上,必然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一味忍让;对内镇压则毫不留情,对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积极“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对反对或违反这一“先安内、后攘外”顺序的党派和武装力量亦采取手段严厉镇压。
早在1933年夏季,长城抗战失败,热河失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自发组成抗日同盟军,与敌血战,收复察哈尔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贯彻既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竟与日本一同向抗日同盟军施加军事压力,最后,抗日同盟军被中国政府军无情镇压下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非但没有争取到对日作战的时间,反让日本不费吹灰之力便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又在无止境的内战中把本来就孱弱的国力再加以消耗,使中华民族的元气因一人或一党之私利而一再受损,再加上对各阶层抗日运动的严厉镇压,激起了包括部分政府要员、军队将领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愤怒。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倒行逆施,已到了全国人民不能容忍的地步。
1936年底,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向陕北苏区进攻。张、杨二人出于爱国热忱,不愿在外敌入侵时刻,同胞自相残杀,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著名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和随行的政府要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的努力,蒋介石终于答应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了持续十年的“剿共”。中共方面也放弃武装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将苏区改为国民政府行政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