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正面战场的反攻

    早在抗战爆发前，中国军界一些有识之士就预料到抵抗日本入侵的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早在1922年就准确预测，日本必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应以持久战与之抗衡。根据中日两国军事实力与中国地形条件，他预言中日两军将在平汉、粤汉线以西僵持。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经过最高统帅部的一系列军事会议后，在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上，最终形成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即“持久消耗战略”，具体的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它针对的是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由于中国最高统帅部引诱日军由东向西轴向进攻的大战略实施成功，武汉会战后，抗战形势按中国统帅部之预先设想，进入僵持阶段。

    在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里，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22次规模较大的会战。其中最主要有南昌会战、桂南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之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些会战中，中国军队除中条山会战遭到惨败，和昆仑关大捷等少数胜仗外，大多和日军战成平手。在大多数会战中，尽管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十分落后，却表现出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令国际社会肃然起敬。丘吉尔曾认为，在同日本作战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军队是最成功的，要不是中国军队把日军主力缠在中国，日本就会抽调15～20个师团开往埃及，与北非德、意军队会师，这将给英国以致命的打击。在莫斯科保卫战的紧急关头，从西伯利亚火速增援的部队击溃了德军中最凶狠、而且每战必胜、正向莫斯科后方迂回的德军第2装甲军团，斯大林敢于调动在远东与日本对峙的西伯利亚部队，正是因为包括关东军在内的日军31个师团已深深陷入中国战场而无法动弹。由于中国军队向西南撤退得较深，以及武器装备的落后，因此在短期内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迫使日本投降，所以到1945年夏季，当德国已经崩溃，苏、美、英三国对日本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时，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才刚刚进入部署阶段，还不及展开，见大势已去的日本就迅速投降了。

    除了正面战场外，中国军队还利用日军兵力有限，只能守住占领区内大、中城市和主要铁路、公路干线，无力控制广大乡村的难以克服的弱点，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等武装所建立的解放区战场是敌后主要战场。1937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协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广大的山区、平原的农村进军，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的8年时间里，先后建立了华北地区的晋绥、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河南抗日根据地；华中地区的淮南、淮北、皖江、苏北、苏中、苏浙、浙东、浙南、闽东、闽北、闽中、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华南地区的东江、珠江、琼崖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行政体制上实行“三三制”，凝聚起各阶层抗日人士的力量；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广大农民负担；在军事组织方面，根据所担任的作战任务性质的不同，建立了各级地方军事组织和准军事组织，来配合野战军的军事行动。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基本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创造出了各种各样战术上具有创新意义的战法。如林彪指挥的袭击日军后勤部队的“平型关大捷”、彭德怀指挥的大规模破袭敌后交通运输线的“百团大战”、被日军称之为“支那军第一流游击战术”的刘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