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主流途径。宋代科举在唐代基础上增加了“誊录”“弥封”等制度，使科举向“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的最佳公平状态发展。诸多贫寒子弟如吕蒙正、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等皆是通过科举入仕。这是朝廷向民间开放的一种笼络人才的方式，使得万千寒士加入到帝国体制当中，冲淡以往的阀阅世族的权力。科举考试主要有进士科、明经科、武举科、医官、法律等其他诸科。此外，朝廷对耄耋之年的考生设有“特奏名”，即把那些眼瞅要入土为安的老考生放低要求再考一次，或者直接授官。太宗时有个叫赵昌国的老儒，考试时被要求一天内写二十首诗。结果他写了不到十首，水平还一般，太宗也特赐及第。宋神宗元丰年间还有个老儒在卷子上写道：臣老矣，不能写文章了，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神宗特赐食禄终身的优待。“特奏名”进一步地体现了朝廷笼络士人之态度。

    对广大的贫寒子弟朝廷开设科举，对于广大官员、纳税大户子女等朝廷也照顾到了，即是国子监，宋廷公务员的孵化基地，进入该学校等于进入了仕途。国子监的监生有不满官职的可以参加进士科考试，但成绩再好也不授予状元。为了避免他们与寒门子弟抢名额，官方规定参加进士科的监生应与其他考生区分，另设考场，称为“锁厅试”，如果考不上的罚铜二十斤。还有一条致命的规定，落第的监生终生不得再参加进士科考试，直到宋仁宗嘉三年（1058年）才废除了这条规定。

    科举与国子监两条主流的入仕途径，已然囊括了方方面面，然而朝廷犹觉得做得不够，又设立了举荐制度，对那些散在民间有名气的儒生给予特殊入仕名额，如种放、苏洵等。举荐，原是汉代重要的选官机制，即察举制。宋代规定官员举荐者不得超过五人，初荐者为“破白”，终荐者为“合尖”，防止结党营私。因有名额规定，所以不是至亲或者哥们儿等关系非常铁的不予举荐，每个官员都小心翼翼地保留自己的举荐权。举荐通常是朝中大员举荐颇有政治声望的官员，有着政治方面的考虑，如赵普举荐张齐贤、吕夷简举荐富弼、庞籍举荐司马光、文彦博举荐王安石等等。

    以上三种入仕途径层层递进，譬如寒士通过主流的科举制考试入仕，磨勘升迁混得年头多了，说话有了一定的分量方能去举荐某某人，建立自己的官场网络。这样的人子女当官不愁，若不能通过科举，直接上贵族学校即可，甭管官职多大，至少在仕途内。如果升迁到了宰执、转运使阶层，荫袭等待遇会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

    荫袭，也就是前面落第老儒入仕的恩荫制，即父辈为国做出重大贡献，子女直接以父荫当官，是一种变相的世袭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着重提到了宋代恩荫之滥觞。每逢祭天、皇帝生日、大臣致仕或去世等特殊时节，皇家会拿出名额恩荫臣子，致使恩荫成了常例，待遇优厚。如宋初名将曹彬去世，恩荫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太宗时期战神李继隆去世，恩荫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宋英宗治平年间恩荫二百人，宋神宗熙宁六年恩荫四五百人，宋徽宗政和六年恩荫一千四百六十人。有时候一次恩荫名额很多，大臣如无子嗣者则以亲属、门客、随从甚至奴婢充额，更有甚者充分发挥了宋代商业优势，直接将朝廷的优恤名额私下买卖，明码标价。如仁宗庆历年间大理评事一万贯，主簿、县尉六千贯，最低一级文官将仕郎三千两百贯。

    面对恩荫入仕的巨大诱惑，仕途外的人投机钻营，想尽办法要进入仕途内，只要与当朝大员建立关系，哪怕去府上做个幕僚门客也有恩荫入仕的机会。这无疑给那些落第举子及社会闲散人员大开门径，自然个个绞尽脑汁使尽手段。

    《东轩笔录》记载了宰相张齐贤的一个故事：张齐贤任江南转运使时，一日家宴中，有一奴偷银器藏在怀里，恰好被他看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