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脸了吧！被彻底激怒的宋太宗遂罢了寇准相位，赶出中央，知邓州。

    很快宋太宗驾崩，宋真宗赵恒上位。

    对新君有拥立之功的寇准本以为春天又来了，却未曾想到，宋真宗把他晒在了一旁。前后七年时间，宋真宗先后用了吕端、张齐贤、李沆为相，他对寇准有阴影。《罗织经·事上》：“人主莫喜强臣，臣下戒怀妄念。臣强则死，念妄则亡。周公尚畏焉，况他人乎？”宋真宗对寇准的顾忌即在此，患其刚直难独任。寇准过于强悍，先皇还能摆平他，以真宗的执政能力估计整不了他。又因为宰相的任免通常代表了一个利益集团的核心价值，不是说用谁就用谁的，这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如果宋真宗一上来就把寇准召回，势必引起其他党派的不满，会对执政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动荡。斗争归斗争，帝国总得有人来干活不是！所以宋真宗上位之后，实际上对寇准一直留意，经过前后六七年的小步提拔，寇准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擢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地位仅次于老宰相毕士安。

    寇准能够再度当上宰相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年龄优势，前朝老家伙们死的死，退休的退休，精明能干的不多了。新上来的毕士安倒是能干活，但年岁大了，估计支撑不了几年。万一帝国有什么事儿还得有人出来主持大政。四十三岁的寇准既年轻又能干，又有拥立之功，恰好符合宋真宗的意愿。经过七年的锻炼，宋真宗驾驭群臣之术练得差不多了，对寇准一直有个人情没还，此时正是天时地利人和。或许是天人感应，寇准拜相当年辽国大举侵宋。寇准的政治才华在危急关头得以全面施展，达到仕途巅峰。如果这个时候不是寇准为相，那么中国的历史很可能要改写。

    澶渊之盟不仅是宋、辽之间的军事斗争，同时也是宋廷内部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其时，决策层有毕士安、寇准、王钦若、陈尧叟等人。面对辽国大举入侵，宋真宗态度游移不定，参知政事王钦若秘密对皇帝说迁都金陵，枢密使陈尧叟说应该去成都。不管去哪里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主张逃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毕士安与寇准主张御驾亲征。寇准除了自身性格缺陷外，还抱有一个传统偏见，即轻视南人。南方诸多地区原属于五代割据政权，先后被宋所灭。在大宋本土士大夫眼里他们属于亡国奴，最高领袖也曾说过不得以南人为相，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偏见导致斗争多了一层借口。辽国入侵的危急时刻关乎到国家存亡，双方政治立场针尖对麦芒。王钦若江西人，陈尧叟四川人，毕士安山西人，寇准陕西人，从地域上形成了南北两派。关键时刻，毕、寇二人拿出了关西汉子的豪迈，洒家跟他们干了！

    宋真宗慌了，不知怎么办，就问寇准迁都行不行，寇准当即表示不行，他只说了一句话，可谓一言定江山：“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委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

    这段话里有五层含义：其一，谁提出逃跑的馊主意可以直接杀了，关键时刻逃跑置中原百姓于何地？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毫不关心的官员留着有什么用？直接打击了南人政敌王钦若、陈尧叟。其二，鼓励宋真宗，安抚他的紧张焦虑的情绪。领导不用害怕，要相信自己是英明神武伟大的君主。其三，目前朝廷文武和谐，没有大的动荡，这是制敌的后方保证。其四，敌人远道而来已是强弩之末，我方出其不意进行阻击，必能消耗敌人锐气，此为制敌之良策。如果放弃开封，向南逃跑，民众必然大失所望，人心崩溃，间接地助长了敌人气焰，他们完全可以乘势深入，则大宋江山不保。其五，如果迁都丢了京师，那么“委弃宗社”的责任谁来担当？

    寇准三十三岁当宰相，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