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夫。“你真幸运，事情就发生在这儿，”她说；因为不仅布卢是本地区最好的大夫，而且埃尔菲恩斯通医院也是最现代化的医院，尽管不能容纳很多病人。于是受到一个赞同异性爱的埃尔柯尼希的跟踪，我向医院驶去，一路上给低地那边辉煌灿烂的斜阳照得两眼有些发花；给我带路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婆子，一个腿脚灵便的女巫，也许是埃尔柯尼希的女儿，是海斯太太介绍给我的，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布卢大夫的学识无疑大大不如他的名气。他告诉我说这肯定是病毒感染。我提起她最近得了一次流感，他简慢地说，这是另一种病菌引起的疾病，他手上就有四十个这种病例；所有这些病例听起来都像是从前人患的“疟疾”。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提一提，漫不经心地笑着提一提我的十五岁的女儿在和她的男朋友爬过一道难以翻越的围墙时出过一被小小的事故。但我知道自己有些醉了，就决定不吐露这种情况，等到以后必要时再说。我对一个面无笑容、金发碧眼、婊子一样的女秘书说我女儿的年龄“实际上是十六岁”。我一不注意，我的孩子就给带走了！我坚持要求在他们该死的医院一个角落的一块“表示欢迎”的擦鞋垫子上过夜，但白费力气。我跑上一段段构成主义派的楼梯！竭力想找到我的宝贝儿，以便告诉她最好不要胡言乱语，尤其在她感到像我们大伙儿都会有的头昏眼花的时候。有一会儿，我对一个十分年轻、脸皮很厚的护士粗鲁得简直可怕；她臀部肌肉过于发达，两只黑色的眼睛亮闪闪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巴斯克人的后代。她的父亲是个外来的牧羊人，专门训练牧羊犬。最后我只好回到汽车上，在里面不知呆了多少个小时，伛偻着身子坐在黑暗当中，被自己新产生的孤独弄得傻了眼。我张开嘴巴，一会儿朝外望着蹲伏在铺着草地的街区中央那幢灯光暗淡、相当低矮、四四方方的医院大搂，一会儿又抬头望着满天星斗和e montagne的参差不齐的银白色土墙；玛丽的父亲，孤独的约瑟夫洛尔此时就在那儿，正梦见奧洛隆、拉戈尔、罗拉斯——que sais—je！——或者在勾引一头母羊。这类甜美、飘逸的念头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时刻对我始终是一种安慰。尽管我随意喝酒，但只是在我因无尽的黑夜而感到相当麻木以后，我才想到要开车回汽车旅馆。老婆子早就不见了，我对回去的路拿不大准。宽阔的碎石路纵横交叉地越过沉寂的长方形的阴影。我在一片大概是学校的操场上辨别出一个好像绞刑架的侧影似的东西；在另外一片有点儿像荒地似的街区，在寂静中耸立着当地一个教派的灰白色的圆顶教堂。我终于找到了公路，后来又找到了汽车旅馆，无数被称作“粉翅蛾”的一种昆虫正成群地在“客满”字样的霓虹灯四周打转。清晨三点，我洗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热水淋浴（这种淋浴就像某种腐蚀剂，只有助于确定一个人的绝望和疲惫），随后便在她的床上躺下；床上有一股栗子、玫瑰花和薄荷的香味，还有我新近允许她使用的那种非常清淡、非常特别的法国香水的气味。我发现自己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两年内这还是头一次跟我的洛丽塔分开。突然我想到她的生病多少是一个主题的发展——与我们的旅途中叫我困惑和痛苦的那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印象具有同样的风味和色调。我想到那个特工人员、秘密情人、恶作剧的家伙、幻觉或者不管他是什么，正在医院四周徘徊——曙光女神几乎还没有“捂暖她的手”，正如在我出生的国家那些采摘薫衣草的人所说的那样，我就发现自己又想走进那座土牢，去敲敲它绿色的门，没吃早饭，也没拉屎，满心绝望。

    那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或星期四，她本来就是那么个宝贝，对于某种“血清”（麻雀的精液或儒良的粪便）作出了极好的反应，病情好多了，大夫说再过几天，她就又会“跳跳蹦蹦”的了。

    我去探望了她八次，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