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思考，他是个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他找不到答案，悲观失望。但当他不再向自己提这问题时，仿佛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因此就满怀信心地生活着，行动着。近来，他生活的信心充足多了。

    六月初，他回到乡下，又恢复他的日常活动。农活，同农民和邻居交往，家务，姐姐和哥哥委托他代管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从今春开始他对养蜂的嗜好——这些活动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

    他从事这些活动，并不像以前那样遵照什么公认的理论，觉得非这样做不可；正好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过去办公共福利事业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另一方面因为穷于思索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来的种种事务，根本不再考虑公共福利。他关心这些事，只因为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这些事非做不可。

    以前（几乎从童年直到成人），当时想做些对大家，对全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的事时，他觉得很愉快，但做起来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对活动是否必要也缺乏信心。再有，活动本身总是初看很有意义，越到后来就越无足轻重，最后竟显得毫无意义了。婚后他越来越纯粹为自己而生活，虽然想到自己的事业并没有什么乐趣，却坚信它是必要的，看到它比以前兴旺发达，规模也越来越大。

    现在，他好像一张犁，不由自主地在地里越陷越深，不离开犁沟就拔不出来。

    同祖祖辈辈一样过家庭生活，就是说达到和他们同样的文化教养，以同样的方式教育孩子，这是天经地义。好比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就得做饭一样，必须在波克罗夫斯克把农业经营得有利可图。如同有债一定要还那样，必须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好，使儿子将来继承产业时会感激父亲，就像列文感激祖父惨淡经营的家业那样。

    不能袖手不管哥哥、姐姐和那些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就像不能把抱在怀里的婴儿抛弃一样。不能不关心请来做客的姨姐和她孩子们的舒适，以及妻子和婴儿的安宁，也不能不每天花一点时间来陪伴他们。

    这一切再加上打猎和养蜂，就使列文的生活忙碌不堪，但当他冷静地思索一下时，又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有意思。

    列文不仅知道他必须做什么，而且知道这一切他应该怎样做，怎样分清轻重缓急。

    他认为雇用工人工资越少越好，但不该用预支工资的方式来廉价奴役工人，虽然这样做很有利。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向农民出售干草，虽然他很怜悯他们。夜店和酒店必须取缔，虽然都有利可图。砍伐树林一定要从严处分，但农民把牲口赶到他的庄稼地里可不用罚款。而且不准扣留闯到庄稼地里的牲口，虽然这使看守人生气，使农民肆无忌惮。

    彼得付给高利贷者月息一分的债款，那就必须借一笔钱给他，好让他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但对拖欠地租的农户却不准赖租或者宕账。草地不割，草都浪费了，不能原谅管家；但种上树苗的八十亩地不能割草。一个长工在农忙季节回家料理父亲的丧事，虽然可怜，却不能原谅他，在这种宝贵的时候旷工，工资必须照扣。对不能干活的老仆，每月口粮必须照发。

    列文知道，一回家首先必须去看望身体不适的妻子，那些农民虽已等了他三小时，可以让他们再等一会。他也知道收集蜂群是一大乐事，但是既然有农民到养蜂场找他谈话，他只得放弃这种乐趣，让老头儿独自收集蜂群。

    他做得对不对，他不知道，也不打算估量，而且避免谈论和思考这些问题。

    反复思考往往使他疑惑不决，反而看不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他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的时候，他常觉得心里有个英明的法官，能区别是非，分清好歹，他的行动稍有差错，立刻就会发觉。

    他就这样活着，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