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可以走出大楼的楼梯。我回到办公室里。

    我绝对冷静，没有紧张，一点也没有。我琢磨着自己主动握手的行为，正是那个动作打破了我内心的紧张。但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我猜是要表达某种感激，他们并未试图羞辱我或吓唬我，问询一直很有礼貌。我看得出他们对我怀着某种同情，我显然是有罪的，但所犯的罪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一个可怜的糟糕职员弄点小钱。当然，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也会把我关进监狱，但他们心里并不特别想这么做。也许我只是太微不足道，他们没必要施以大力。甚至也许他们甚至忍不住要嘲笑这一罪行：人们花钱加入陆军。然后我大笑。四万五千块可不是一点小钱，我太沉浸于自怜情绪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少校就出现在刚才那间办公室的门边，招手示意我进去。少校的制服上挂着他所有的绶带和勋章。他曾打过二战和朝鲜战争，胸前挂着至少二十条绶带。

    “情况怎么样？”他问，微微笑了笑。

    我耸了耸肩：“还好吧，我猜。”

    少校惊讶地摇了摇头。“他们告诉我，这事已经进行好几年了，你们这些家伙该死的是怎么做到的？”他带着钦佩摇头。

    “全是胡说，”我说，“我从没见过弗兰克从任何人那里收钱，压根就是有些人恼火被征召服现役。”

    “是啊，”少校说，“但在李将军堡那边，他们正在安排让一百多个大兵飞来纽约在陪审团前作证。那可不是胡说。”他微笑着凝视着我，“你在对付德国佬时隶属哪个部队？”

    “第四装甲师。”我说。

    “你的记录里有一枚铜星勋章，”少校说，“不算什么，但还是有。”他胸前的绶带之间有一枚银星和一枚紫星。

    “的确不算什么，”我说，“我只是在敌军炮火下帮助法国平民撤离而已，我想我一个德国佬也没杀过。”

    少校点点头。“不算什么，”他同意，“但比那些孩子能得到的绝对要多。所以只要我能帮得上忙，就告诉我，好吗？”

    “谢谢。”我说。

    我站起身往外走，少校愤怒地自言自语：“那两个混球竟敢质问我，我告诉他们回去操他们自己。竟然以为我也参与了那些破事。”他摇摇头，“好吧，小心点。”

    当一个业余罪犯真的不划算。我遇事的反应就像电影里的杀人犯那样，承受着内疚的折磨。每当公寓的门铃在不寻常的时刻响起，我的心都会嗵嗵直跳，以为是警察或FBI。当然，只不过是某个邻居来借点什么，或是瓦莱莉的某个朋友顺路过来聊天。FBI探员每周会来办公室两三次，通常会带上他们认为可以指认我的某个年轻人。我猜是某个花钱参加六个月项目的预备役军人。有一次，汉侬过来谈话，我下楼去了一间快餐店，为我们和少校买来咖啡和三明治。当我们聊天时，汉侬用你能想象出来最友善的语调说：“你是个好人，梅林，我非常痛恨要送你进监狱的想法，真的，但你知道，我已经送过很多好人去监狱。我总想着他们要是能帮帮自己该多好啊。”

    少校靠在椅背上，看着我的反应。我耸了耸肩，继续吃三明治。我的态度是：对这样的评论，我说什么都没用，反而只会引发一场关于受贿的简略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也许会说漏嘴，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的调查。所以我什么都没说。我问少校能否放我两天假，好让我帮妻子圣诞购物。工作其实并不多，办公室里还有个新来的平民顶替弗兰克·阿尔柯，我不在时他可以盯着。少校说当然可以。汉侬有些傻，他关于送了很多好人进监狱的评论很蠢，他太年轻了，根本不可能送过很多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去监狱，我觉得他是个菜鸟，一个好心的菜鸟，但绝不是会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个人。如果他真的做到了，我会是他的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