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里播放。这些制片人会付钱给加州的某家周报，宣传说他们的电影是今年十大电影之一，或在《综艺》杂志上发一篇植入式软广告，说那部电影在乌干达的票房超过了，真实情况是从没在那里上映过。这些制片人桌上往往摆着大明星的签名照片，相框上的刻字是“爱”。他们一整天都在面试美丽的女演员，她们工作十分认真，完全不知道对于制片人来说，那只是为了消磨一整个下午，或者运气好点，能有人帮他们口交，好让他们晚餐的胃口更好点。如果他们特别中意某一个女演员，就会带她去制片公司的餐厅吃午餐，把她介绍给正好路过的公司大佬，那些大佬在清贫的日子里也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只要不过分，都会停下脚步帮个忙。大佬都已经不玩这些把戏了，他们太忙碌，除非那姑娘非常特别，那样的话，她也许会有机会。

    姑娘跟小伙子们都明白这个游戏，知道它几乎是固定套路，但他们仍期待能撞上好运，所以会去找制片人、导演，或是大明星试试运气。如果真的了解这一行，又有点脑子，他们永远不会寄希望于一个作家。我现在终于懂得奥萨诺当初的感受了。

    但我一直都清楚，这是陷阱的一部分，外加上金钱、奢华的套房、制作公司那阿谀奉承又令人沉醉的环境和拍一部大电影的举足轻重感，所以我从没有上钩。如果我感到饥渴，就会飞去赌城赌到冷静下来，卡里总会试着派个有品位的妓女到我房间，但我总会拒绝。并不是因为我自负，我当然会受到诱惑，但负罪感太强，而我也确实更喜欢赌博。

    我在好莱坞待了两周，打打网球，跟杜兰和马洛玛尔出去晚餐，参加派对。派对都挺有意思，在其中一场派对里，我见到了位过气明星，她曾是我青少年时期自慰的幻想对象。她肯定有五十岁了，但靠着拉皮和各种美容手段的帮助，看上去仍然不错。但她有点发胖，脸因为酒精而肿着。她喝得醉醺醺的，试图在派对上干所有的男人，但没人理她。这可是数百万热血的年轻人曾经幻想过的姑娘。我觉得这挺有趣，但事实是，那也让我很沮丧。派对还行，面孔熟悉的男女演员、自信满溢的经纪人、魅力非凡的制片人和强势的导演。我得说，他们在派对里肯定比我要魅力十足又有趣得多。

    我也喜欢这种温暖的气候。我爱贝弗利山街道上的棕榈树，爱跑去韦斯特伍德乱逛那里的电影院，还有那些跟真的非常漂亮的姑娘拍斗牛片的年轻大学生。我很理解那些1930年代的小说家为什么“卖身”了。为什么要花五年时间写一本小说，然后只赚两千块呢？你本可以过上这种生活，一周就赚到同样数目的钱。

    白天我在办公室工作，跟马洛玛尔开会讨论剧本，午餐在餐厅吃，然后晃到片场去看他们拍片。在片场，演员的全心投入总能让我沉醉。有一次我真的很敬畏，一对年轻男女演了一段男人在做爱时谋杀女朋友的戏。拍完后，两人紧紧相拥着哭泣，就好像他们真的是一场悲剧的主角。他们相拥着离开片场。

    在餐厅午餐也很有趣，会遇到各种参演电影的人，似乎人人都看过我的书，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让我很惊讶的是，演员其实话并不多，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话多的是制片人，导演总是心不在焉，通常还有三四个助理陪着。最享受的人似乎是拍摄组的人。但生活其实很枯燥，不算糟糕，但我想念纽约，想念瓦莱莉和孩子们，想念跟奥萨诺共进晚餐。在那样的夜晚，我会在傍晚跳上飞往拉斯维加斯的飞机，在那边睡一晚上，然后一大清早再飞回来。

    有一天，在制片公司，那时我已经从纽约到洛杉矶、洛杉矶到纽约来回跑了几次。杜兰叫我参加他在马里布租的别墅里举行的派对，一场慈善派对——电影批评家、编剧和制作组会跟男女演员和导演混在一起。我没什么更好的事情要做，也不太想去赌城，所以就去了。在那里，我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