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认出了她，朝她跑去。她还差几步才跑到我身边时，突然虚弱地瘫倒在地上，我也瘫倒在她旁边。我又亲吻妈妈，又亲吻土地，心中充满了爱和恨。

    那是1943年5月的一天，上级派我把一部打字机送到另一个游击区去，在鲍里索夫地区。他们那儿有一部俄文打字机，配有俄文铅字，可是他们需要德文字型，而这种打字机只有我们支队才有。这部德文打字机还是我受地下委员会的派遣从沦陷区明斯克带来的呢。可是当我沿途经过帕利克湖地区时，没过几天围困就开始，于是我就耽搁在那儿了……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一个飞行员问她：“在这儿你是跟谁过啊，小姑娘？”

    她说我是个狠心的女人，没有女人的良心。可是要知道，在战争中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头，失去家庭、房屋和自己的孩子。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里，又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做。我们背着降落伞，坐着等待上级随时下达任务。男人在抽烟、在玩牌，可我们呢，在起飞信号弹升起前，还在坐着缝头巾。我们终究还是女人啊。您瞧这张相片，这是我们的领航员。她想寄照片回家，于是我们有人找出一块头巾替她扎上，为的是不让肩章露出来，我们还用被单遮住她的军上装，好像她穿的是连衣裙……就这样拍出的照片。这是她最珍爱的照片……

    “爸爸活着，他在前线。妈妈被法西斯打死了，是奶奶告诉我的……”

    他一下子跳起来，大叫了一声扑向我：“爸爸——！”因为我穿的是男人服装，戴着男人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又抱着我大喊了一声：“妈妈！”

    在我和丈夫重逢时，一连几个星期都是说啊说啊，没个够。我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对他讲……

    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太太牵着她的手出来了。这老太太就是我的外祖母。她领着柳霞朝我走来：

    孩子们用手指了指，说跑掉的那个就是。我这才明白，那就是我的女儿。

    可我谁也信不过。要是突然遇到敌机扫射，要是她被击中，我不在身边可怎么办？要是小女儿丢了怎么办？

    ——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霍谢涅维契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帕甫洛维茨

    “叫上你妈妈，让她和你一起飞吧。”

    我当时穿着男式军服，戴着船形帽，骑着马。我女儿一定是把她的妈妈想象得跟太外婆和别的女人一样，而今天站在她眼前的却是一个大兵。

    我从栅栏门看进去，院内有好几个孩子，我儿子正在安慰别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来，大声哭了。原来他自己也害怕极了。

    我跑到幼儿园，敌机已飞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弹了。我还在幼儿园墙外，就听见我那不满四岁的小儿子的说话声：“你们都不要害怕，我妈妈说了，敌人会被打垮的……”

    我走进他们的院子。您知道我当时穿的是什么？一件德国军便服、一条补丁撂补丁的黑裙子、一双破旧的高筒皮靴。女邻居马上认出了我，但她没吭声。儿子坐在那儿，光着小脚丫，破衣烂衫。

    但是我们仍然渴望去参加斗争。碌碌无为是苦恼的，只要有机会参加地下工作，我就感到痛快，不能两手空空地坐在家里等待。儿子毕竟大了一点，我就常常把他送到婆婆家。而婆婆提出的条件是：“我可以照顾孙子，但你再也不许到家里来。我们会因为你而全都被杀死的……”结果，我在三年中都不能去看自己的儿子，甚至不敢走近那座房子。而女儿呢，当盖世太保盯上我时，我就带着她逃到了游击队。我抱着她走了五十公里。这五十公里路，我们走了两个多星期……

    她跟我在游击队待了一年多……今天我还时常在思考：当时我是怎么带着她活下来的？您要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