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帽和在战场上看到一只小猫的高兴劲儿
有关注过我们曾经进行的艰苦斗争,为了胜利我们牺牲了一切。现在我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但是斯大林还是不相信人民。祖国就是这样感谢我们的,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血……
我四处奔波申诉,写信给所有部门。半年后丈夫总算获释,但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断了,一个肾脏被打坏了……他在纳粹的监狱里曾经被打坏了脑袋,打断了手臂,他在法西斯监狱里白了头,1945年他又在内务部的监狱里被打成了残废。我护理他好多年,把他从疾病中拉扯出来。可是我什么反对意见都不能说,他就是不愿意听……他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这不过是一个错误。”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胜利了,这就是根本的一点。当然,我对丈夫总是坚信不疑的。
我没有哭。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
该怎样对孩子解释啊?如何给孩子解释死亡是什么呢?……
我带着儿子在街上走,到处都是死人——躺在马路这边和那边。我一边走一边给儿子讲童话小红帽的故事,而周围全是死人。当时我们是离开逃亡的难民群回到我母亲那儿去,因为我拿儿子没办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天。那年他才五岁,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块儿,吃了一年多苦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了?我们住在地下室里,每当有人从街上走过,我们会看到一双双大皮靴。有一次,儿子不知为什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但一看到窗外有一双大皮靴,就失声尖叫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法西斯们曾用皮靴踢过他……
不过,这反应很快就在他身上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晚上回到家里,突然抬头问我:“妈妈,爸爸是什么样子啊?”
我就给他解释说:“爸爸啊,他是面孔白净的美男子,他在军队里打仗。”
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我儿子哭着跑回家来说:“那里没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没有白面孔的……”
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们全是年轻小伙子,面孔晒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从战场上回来时已成了残废,而且也不再是年轻人了,他变成了一个老头。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儿子已经认定他的父亲是个白面孔的美男子,可是回来的却是个老头,一个病人。儿子好长时间不承认他是爸爸,也不知道怎样称呼他。我只好想法让他们父子俩彼此亲近起来。
丈夫下班回家经常很晚,我就问他:“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季玛急坏了,说:“我的好爸爸到哪儿去了?”
丈夫打过六年仗(还参加过对日战争),确实是跟儿子生疏了,跟这个家生疏了。
每次我给儿子买了东西,总要对他说:“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他惦记着你……”
后来他们就相处好了……
——娜杰日达·维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
那就说说我的故事吧……
我从1929年起就在铁路上工作,当火车副司机。当时在苏联各地还没有一个女司机,这正是我的梦想。机务段领导很无奈:“一个姑娘家,却一定要干男人的活儿。”我还真就梦醒成真了。1931年,我开创了咱们国家的先例,成了第一个火车女司机。您大概不信,当年我开火车时,每到一个车站都有许多人围上来看热闹:“呵,姑娘家开火车了。”
当时我们机务段的火车头正好在放气,就是在修理,我就和丈夫轮流开一个车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就做了这样的安排:如果他出车,我就带孩子,要是我出车,他就待在家里。那一天丈夫正好回家来,轮到我去出车。早晨醒来时,我听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