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看，她倒不在乎，可能这样的行为对她来说，实在是奇怪得无法理解。终于，她说，要是我想看书，应该从自己家里带过来。

    《约婚夫妇》这本书，带来带去也太重了，放回书架上我也无所谓。

    病人的房间当然也有书。看来房间里看书没问题。不过，他的书大部分都是翻开的，反扣的，似乎克罗泽先生只是翻看几页，就放到一边去了。而且，这些书名也实在对我没有吸引力。《经受着考验的文明》、《反苏大阴谋》。

    而且，我外婆提醒过我，但凡病人碰过的东西都尽可能不要碰，因为会有病菌，所以我拿起他的杯子都要隔一层布。

    我妈妈说，白血病不是因为病菌。

    “那是因为什么？”外婆问。

    “医生也不知道。”

    “嗯。”

    年轻的克罗泽太太开车接我，再开车送我回家，尽管距离只是从小镇这头到小镇那头。她高高瘦瘦，金色的头发，肤色经常变。有的时候，她的脸颊有红斑，好像是她自己抓的。有流言说她比她的丈夫大，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是他的老师。我妈妈说，没人有空去查清楚这件事儿，既然他是个老兵，他当然可以又是她的学生，又比她年纪大，大家都只不过因为她受过教育，就喜欢贬低她。

    他们还说，她应该待在家里照顾他，遵从婚礼上的誓言，而不是跑出去教书。我妈妈还是帮她说话，说一星期也不过教两个下午，既然过不了多久她就又单身了，当然还是得保留自己的教职。再说了，要不是隔一段时间就离开那个老女人一会儿，你们不觉得她会发疯吗？我妈妈一直帮那些有工作的女人说话，外婆为此总是训斥她。

    有一天，我尝试和年轻的克罗泽太太说话，她可是我认识的唯一的大学毕业生，更别说是老师了。当然，不算她丈夫，也不应该再算他了。

    “汤因比是写历史书的吗？”

    “抱歉你说什么……哦，是的。”

    我们中的任何人对她都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我，还是批评她或维护她的人，都不会比灯光下的飞蛾更重要。

    克罗泽太太最喜欢她的花园。她请了人来帮她莳弄花园，这个人年纪和她差不多，不过手脚比她灵活。他也住在我们这条街上。实际上，她是听他说起我，才觉得也许可以雇我的。他在自己家里只会说长道短，自己的花园里全是野草，但在这里，克罗泽太太戴着大草帽，拄着拐杖站在一边，他就拔野草，给草地做覆盖层，忙得团团转。有时候，她坐在长椅上抽着烟，评头论足，指手画脚。刚开始的时候，我竟然敢穿过整齐的树篱问他们要不要喝杯水。她大吼一声“别踩了田埂！”然后才告诉我不要。

    没有人把花儿拿进屋去，他们忘记修剪的罂粟花在树篱外头疯长，几乎长到了路上，所以我问能不能摘一束放到病人房间里，振奋一下精神。

    “花放在屋里只会死掉。”她说。她似乎没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话似乎有双重涵义。

    这类想法，或者说是观念，会让她枯瘦的，斑斑点点的脸上肌肉战栗，眼神变得粗暴，黑洞洞的，嘴的动作仿佛里面含着什么恶心的东西。她会打断你的思路，就像拦路的蛮荒荆棘丛。

    我工作的那两天不是连着的。还是这么说吧，我礼拜二和礼拜四工作。第一天，我单独和病人，还有老克罗泽太太待在屋里。第二天有人来了，不过没人告诉我是谁来了。我听见车道上的动静，后门台阶上轻快的脚步声，有人没敲门就进了厨房。随后有人叫“多罗西。”在此之前，我还一直不知道老克罗泽太太的名字。这是一个女人，或者说是女孩，她的声音莽撞，揶揄的语气，能立刻感觉到她在开玩笑。

    我跑下了后面的楼梯，回答说：“我想她在阳光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