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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里·斯多利。”我坦白地说。我对舞伴的分配不满。舞伴应该要适合。格温·蒙迪和玛乔里·考茨，找到了默里·希尔和乔治·克莱，他们差不多是班上与她们相配的男伴，都聪明，爱运动，在重大场合表现得文雅体面；艾尔玛·科迪跟戴尔·麦克劳林，联合教堂牧师的儿子，高大，四肢松弛，白痴一般莽撞，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只眼睛游移不定。他差不多和维奥莱特·图姆斯在学校后面的自行车棚发生过性关系。我的舞伴是杰里·斯多利，他长着一头孩子气的羊毛卷，眼睛突出，不加掩饰的精明。他会在科学课上举手，用枯燥的鼻音描述他用化学装置做的实验。他知道一切东西的名称——元素，植物，地图上的河流和沙漠。他会知道马尾藻海在哪里。我们练习舞蹈的时候，他从来不看我的脸。他的手出汗。我的手也是。

    “我同情你！”内奥米说，“现在大家都以为你喜欢他了。”

    不要紧。现在小歌剧是学校唯一的大事。就像战争期间你无法想象人们战争前在想什么，担心什么，有什么新闻，所以，现在也不可能记得在小歌剧带来的这种兴奋、混乱和紧张以前，学校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放学后练舞蹈，上课期间也练，在教师休息室。我以前从没有去过老师休息室；看到有印花棉布帘的小碗碟橱、茶杯、轻便电炉、阿斯匹林瓶，还有粗笨的皮沙发，给人很奇怪的感觉。难以想象老师们和这些普通甚至简陋的家庭生活用品有联系。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景象接连出现。教师休息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检修孔，一天我们来练习时发现，麦肯纳先生当着大家的面扭动着满是灰尘的穿着棕色裤子的双腿，从检修孔倒着爬下来，脚摸索着踩着折梯。他把纸板箱拿下来，范里斯小姐接了过去，叫着：“是的，那个，就是那个！啊，我们找到了什么，看看我们是不是找到了财富！”

    她猛地拉断了绳子，倒出红色、蓝色的粗棉布，边缘有装饰圣诞树用的那种金银线环。然后是一些贴着金银箔片的王冠。铁锈色的天鹅绒马裤，黄色涡纹花呢披肩，像纸一样薄的满是灰尘的平纹法官礼服。麦肯纳先生只是站在旁边，拍着裤子上的灰，好像并没人领他的情。

    “今天不跳舞！男生出去，去打曲棍球吧。”（她以为男孩子不上学的时候就是玩曲棍球。）“女生，留下，帮我整理。我们这里的东西适合德国中世纪村子用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裙子太隆重了，它们到台上会碎掉的。它们用来演《被盗的王冠》时最漂亮。马裤适合市长吗？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得做市长的项链！还有法兰克·威尔士的服装，我们上次的吹笛手的服装大了一倍呢，是谁呢？我竟然忘了是谁了。一个胖胖的男生。我们选他只是因为他那副好嗓子。”

    “有几部不同的小歌剧？”格温·蒙迪说，她在老师面前很自在，语气礼貌而友善。

    “六部，”范里斯小姐听天由命地说，“《吹笛手》、《吉卜赛公主》、《被盗的王冠》、《阿拉伯骑士》、《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儿》。等我们演了一轮，又演到同一部，我们就全是新演员了，我们非常信任的观众就已经忘记了上一次的演出。”她拿起一件黑色印花棉绒斗篷，镶着红边，抖了抖，披在肩上。“这是皮尔斯·默里穿的，你们记得，他在《吉卜赛公主》里扮演船长。当然你们不会记得，那是1937年。后来他在空军里死掉了。”但是她讲这些的时候相当心不在焉；他在《吉卜赛公主》里扮演船长后，他的身上又发生了什么，这很重要吗？“每次他穿上都会摇摆——像这样——把衬里露出来。”她虚张声势地摇晃着身体。她在做舞台指导和舞蹈指挥时，都特别夸张，好像她想让我们震惊，进入忘我状态。她侮辱我们，说我们跳得像五十岁患关节炎的人，她说要在我们鞋子里放爆竹，不过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