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流行自杀”，这是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很长时间我都记得这个神秘而独断的说法，信以为真——相信诸伯利比其他地方有更多人自杀，就像波特菲尔德有更多的斗殴和酗酒一样，自杀是这个城市的象征，有如市政厅上的炮塔。后来我对母亲所说的一切的态度变得怀疑和鄙视了，我争辩说，事实上诸伯利很少有自杀事件，数字肯定不可能超过平均数，而且我会向母亲挑战，让她列出来。她会在脑海里系统地沿着不同的街道历数：“——妻子和孩子在教堂时，他上吊了——他早餐后出去朝自己头部开枪——”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多；我很可能比她更接近真实。

    如果算上我原来的老师范里斯小姐的话，有两起溺水自杀事件。另一个是马里恩·谢里夫，母亲和其他人会略带自豪地说：“哦，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家庭！”一个哥哥酗酒身亡，另一个在杜伯敦的精神病院，马里恩自己走进了瓦瓦那什河。人们总是说她走进去的，而说到范里斯小姐的时候用的却是投河自尽。因为没有人看见任何当时的情形，差别只是两个女人本身的不同，范里斯小姐做什么事都冲动而激烈，马里恩·谢里夫则深思熟虑，不紧不慢。

    至少那是她在照片里看起来的样子，挂在中学的主厅里，在装着马里恩·谢里夫女子体育奖的盒子上方，那是一个银杯，每年拿出来颁发给学校的最佳女运动员，刻上女孩的名字后再放回去。在这张照片里，马里恩·谢里夫拿着网球拍，穿着白色褶裙，白毛衣的V型领子上有两条深色的边。她头发中分，不合适地在鬓角处向后夹着；她体格结实，没有微笑。

    “自然是怀孕了。”弗恩·道夫提常常这么说，内奥米也说，大家都这样说，除了我的母亲。

    “没有确实证据。为什么要给她抹黑呢？”

    “有人让她陷入了麻烦，把她弄了出去，”弗恩确定地说，“不然她为什么要跳河，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有一段时间，市政厅图书馆所有的书都不能满足我，我要有自己的书。我想我唯一能把生命派上用场的就是写小说。我选择了写谢里夫家族；他们家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明显地与众不同，让他们注定成为故事和传奇。我把他们的姓改为霍洛维，死去的父亲由店主改为法官。我从大量阅读中了解到，在法官家庭，和大地主家一样，堕落和疯狂比比皆是。我就照原来的样子写那位母亲，和我在圣公会教堂看见她时一样，她风雨无阻，憔悴而庄重，她的祈祷响亮如同喇叭。我把他们搬出他们一直住的芥末色灰泥粉刷的平房，它位于《先驱导报》大楼后面，甚至现在，谢里夫太太还有整齐的草坪、没有杂草的花圃——搬到我自己虚构的房子里，高高的像塔一样的砖房，狭长的窗子，有供车辆出入的通道，还有大量灌木被反常地修剪成公鸡、狗和狐狸的形状。

    没有人知道这部小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我写了一些片段，放起来，可是很快我就发现，把它写下来的企图是一个错误；我所写的可能玷污了我头脑中故事的美妙和完整。

    我到处带着它——有关它的想法——好像童话故事中的好人拿着的那种魔法盒；触摸一下，麻烦就消失了。我带着它，和杰里·斯多利在铁轨上走，他告诉我将来，如果世界继续存在的话，可以用电波激励新生婴儿，可以像贝多芬或是威尔第一样作曲，想做什么都行。他解释说，人类能够以合理的数量把智能、天赋、喜好和愿望内置到头脑中。为什么不呢？

    “像《美丽新世界》一样？”我问他。他说，那是什么？

    我告诉他，他清高地回答：“不知道，我从来不读小说。”

    我想着小说的情节，感觉好些了；这似乎让他所说的话变得不重要了，即使是真实的。他开始唱一首感伤的歌，带着德国口音，试图像鹅一样正步在铁轨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