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
都是如此。我想,前一天晚上肯定有人来了,也许是一伙少年,他们星期六晚上总是在购物中心附近巡游闲荡。
“本来就该上锁。”我冷淡而又坚定地说,仿佛借此就能摆脱这个局面,“够乱的。”
“显然。在我看来,都是些淫秽的话。也许对你的朋友来说,只是玩笑。对我来说不是的。别告诉我这是艺术作品。一大早,推开自家的门,看见这样的东西,真是件喜事儿。”
我说:“我觉得口红能擦掉。”
“哦,我只能庆幸我太太没看见这种东西了。让女人心烦,结果可真美好。现在,为什么不把你的朋友们叫来,让他们拎着桶和刷子来这里聚会?我也正好见见这么有幽默感的人。”
我转身就走,他笨拙地挡住我的路。
“我不觉得还有什么疑问。这些图案怎么跑到我墙上来的,很清楚了。”
“要是你想说的是,我和这些东西有关,”我语气平淡,疲惫不堪,“你肯定是疯了吧。”
“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这是谁的盥洗室?嗯?谁的?”
“门又没上锁,谁都能进来。也许昨天晚上我回家以后,街上哪个孩子上来干的,我怎么会知道?”
“明明是大人把孩子教坏了,还把什么都推到孩子头上,真是可耻。这件事儿倒是值得你思考。你知道吧,有一部法律,叫《反诲淫法》,适用于这种情况,我估计文学也包括在内。”
我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我下意识地深深呼吸,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真想宰了他。我还记得,他的脸看起来多么令人作呕,皮肤松软,眼睛几乎都闭上了,鼻孔是张开的,为了嗅一嗅美好的正义气味,胜利的气味。要是没有这件蠢事,他就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他现在有机会了。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见了一种让他失去勇气的表情。在这种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他竟然退回墙脚,开始说,实际上,事实上,他也并不是真的觉得我这人会做这样的事,更可能是我的某个朋友干的——我进了自己的房间,甩上了门。
水壶发出可怕的尖叫,几乎都已经烧干了。我抢一般地把它从电炉上拿了下来,拔下插头,在狂怒之中,哽咽地站了一会儿。等情绪过去,我做必须要做的事。把打字机和纸放在椅子上,折起了轻便桌,拧紧了速溶咖啡罐,把它和黄杯子、调羹都放进了当初搬它们用的大包里。包一直折叠着放在架子上。我孩子气地想报复那株植物。植物和花茶壶一起,放在屋子的角落里,还有他送的废纸篓、垫子。对了,我忘记说了,垫子后头藏着一把塑料铅笔刀。
我带着东西下楼,朝自己的汽车走过去。麦利太太来了。自打第一天以后,我几乎没见过她。她看起来并不意外,而是颇为冷静,一脸听天由命的样子。
“他认错了。他不该这样的。”
她拿起我装咖啡和杯子的包。她那么平静。我感觉到,怒火离开了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趣的沮丧。
我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办公室。我想哪天我要去试着找找,不过还没来得及。至少,我要等到那幅情景渐渐淡化的时候。现在它在我心里,还是清清楚楚的。尽管在现实中,我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场面。麦利先生,带着他的抹布、刷子,还有一桶肥皂水,以他特有的笨拙姿势刷墙。他的笨拙是故意的。他面朝梳洗台艰难地弯下了腰,伤心地喘着粗气。他的心里,又在编造一桩离奇的,背信弃义的故事,但是无论怎么叙述都不尽如人意。而与此同时,我在字斟句酌,觉得自己有权利摆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