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的是，甚至没能让我惊讶——我还记得我做过的愚笨的，伤心的，丢人的事，恋爱的人通常都会做的事。我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游荡，然后装作根本没有看见他。聊天的时候，我用尽荒谬的办法，转弯抹角，以便偶尔提起他的名字，感到一种苦涩的愉悦。我无边无际地做白日梦，要是你想要一个准确的数字，那么，我花在想马丁·柯林伍德上的时间，对，说的是为他苦苦相思和泪流满面的时间，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时间的十倍。对他的想念无情地主宰了我的心，并且，这以后的日子，变得不由自主。如果说一开始，我夸大了自己的感情，当我想从这种情感中脱身的时候，我那些旧时的白日梦就变得阴沉沉的，连暂时的安慰也做不到了。做数学题的时候，我机械地，无助地折磨自己。马丁亲吻我喉咙的记忆历历在目。每一件事我都历历在目。某个夜晚，我有种冲动，想把卫生间橱柜里所有的阿司匹林都吞下去。不过，吃了六颗以后，就没有再吃了。

    我妈妈觉察出我不太对头，让我吃铁丸。她说：“你确定，你在学校真的挺好？”学校！我告诉她我和马丁分手的时候，她说的是：“喔，这样更好。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自恋的男孩子呢。”“马丁很聪明，他能让战船沉没。”我忧郁地回答后，上楼哭去了。

    我去贝里曼家的那天晚上，正好是星期六。礼拜六晚上，我常常替他们照顾孩子，因为他们喜欢开车去贝利维尔，二十英里外一个大得多，也活跃得多的城市。他们大概去那儿吃晚饭，然后看演出。他们在我们的小镇只生活了两三年。贝里曼先生是这里一家新的制门厂引进的经理。偶然地，我想到他们仍然是社区的边缘人，他们的大部分朋友是像他们一样的年轻夫妻，出生在别的地方，住在农场式的新房子里，位于小镇外头的山上。我们以前常常来这座山上滑雪。这个礼拜六晚上，他们打算去贝利维尔参加一个新餐饮俱乐部的开幕式。出发之前，两对年轻夫妻和他们一起喝酒。大家都快快活活的。我坐在厨房里，装出学习拉丁文的样子。昨天晚上学校的春季舞会，我没有去，因为唯一问过我的男生是米纳德·克朗普顿。他问了太多女孩子，所以大家都怀疑他是按名字的字母顺序在全班一个个问的。舞会在军备厂举办，和我家也就隔半个街区。我本可以去看看男生穿上黑色西装，女生外套底下穿着淡雅的长礼服，看看他们庄严地走在街灯下，走在斑驳的雪地上的模样。我甚至听到了音乐声，我不会忘记的。这一天，他们会演奏《芭蕾舞女》的曲子，哦，还有让我隐隐作痛的心灵之歌——《开往中国的慢船》。乔易丝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我们像是在讨论我无法治愈的某种疾病。她轻声细语地告诉我，对，马丁和玛丽在一起，她穿了一件礼服，肯定是谁家的旧花边桌布做的，就挂在身上。

    贝里曼和他们的朋友走了以后，我去起居室看杂志。通常我都很忧郁。这个灯光柔和的大房间，绿色和枯叶色的色调，为情绪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整洁的背景，就仿佛人走上了舞台。在家的时候，情绪的控制都还可以，把情绪埋藏在一堆可以修补情绪的事里，补铁，玩拼图游戏，收集小石头，诸如此类。我家就是这样的类型，在楼梯上永远会撞上别人，永远在听广播里的曲棍球赛或者超人的故事。

    我起身，找到了贝里曼的《死的舞蹈》，放进电唱机，关掉了起居室的灯。窗帘只拉上了一半，街灯模糊地落在窗玻璃上，把上面一小块薄薄的灰尘照成了金色。光秃秃的树枝影子裹在春天芬芳的风中，在金色之中晃动。这是一个温和的黑夜，上一场积雪正在融化。一年以前，这所有的一切——音乐，风，黑暗，树枝的影子，会让我感觉无限喜悦。可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它们只能唤起乏味的，熟悉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有羞辱感的，隐密的念头。我就当自己的灵魂已经死了。我进了厨房，决定灌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