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娜一下午都在高中的球场上打网球。刘易斯从学校离职后，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过球场了，但那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了。她朋友玛格丽特说服她再去打球——玛格丽特也是一个退休教师，她的离开是常规和正式的，不像刘易斯。

    “可以的时候最好多出来活动活动。”

    刘易斯出事的时候，玛格丽特已经走了。她从苏格兰写信支持他。但是她是这么有广泛同情心的人，富于坦率的理解和深厚的友情，她的信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少分量。起作用的更多的是玛格丽特的善良用心。

    “刘易斯怎么样了？”尼娜那天下午开车送她回家时，她问道。

    尼娜说：“沿边走走。”

    太阳已经沉到湖的边缘。一些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闪着金光，但是夏天下午的温热已经迅速消逝。玛格丽特房前的灌木丛都用麻袋布条扎起来，像木乃伊一样。

    一天的这个时刻总让尼娜想起放学后她和刘易斯在晚饭前的散步。天黑下来，必要的短时间散步，沿着城外小路和旧铁路的路堤。散步虽短，但是充满细致的观察，说出的或没有说出的，她从刘易斯那里了解或吸收到很多东西。虫子，蛆，蜗牛，苔藓，沟渠里的芦苇和草丛中的杂乱鬃毛，动物脚印，蛇果，酸莓——混淆每天都澄清一点。每天向冬天迈进新的一步，日甚一日的贫瘠与衰败。

    尼娜和刘易斯住的房子是1840年代建造的，房子靠近人行道是那时候的风格。在客厅或饭厅，你不但可以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还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声。尼娜希望刘易斯能够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

    她吹着口哨走进屋门，尽量吹得好一些。看，凯旋的英雄回来了。

    “我赢了。我赢了。人呢？”

    当她还在外面的时候，刘易斯已经不行了。事实上，他一直想自杀。床头柜上放着四个小塑料包，衬着锡纸。每个里面有两片烈性止痛药。另外两包放在旁边，没有动过，白色的胶囊还在塑料盖里。后来，当尼娜捡起这些，她看见其中一个的锡纸上有一点痕迹，好像他刚开始用指甲挖进去，就放弃了，仿佛确定他已经吃的够多了，或者是那一刻他已经失去了意识。

    他喝水的杯子差不多空了。水没有洒出来。

    他们曾经谈论过这件事。计划达成了一致，但总是像一件在将来才可能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尼娜设想那时她会在场，而且会有某种正式的仪式。音乐。枕头摆好，拉过来一把椅子，这样她就可以拉着他的手。有两件事情她没有想到——他特别不喜欢仪式，这种合作的负担会落在她身上。问题提出来了，意见交换过了，她的风险仅在于作为行动一方。

    他这样做是尽量不给她留下需要掩饰的地方。

    她寻找便条。她认为上面会写什么呢？她不需要指示。她当然也不需要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便条告诉不了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为什么这么快？这个问题，也是她自己可以弄清楚的。他们谈论过——或者说是他谈过——忍受无助、痛苦和自我反感的极限，还有意识到那个极限的重要性，而不是省略过去。宁可早点，而不是晚点。

    同样，他似乎没有什么还没有对她说的话了。她先查看了地板，觉得当他最后一次放下杯子时，有可能用睡衣袖子把便条从床头柜拂到了地上，或者他会特别小心尽量避免这样——她又检查了台灯底下。然后是桌子的抽屉。他的拖鞋下面和里面。她拿起他最近看的书，抖抖书页，那是一本古生物学的书，她认为，是关于所谓坎博里安多元生命爆炸的。

    那里什么都没有。

    她开始迅速翻看床上用品。她撤掉羽绒被，然后是床单。他躺在那里，穿着几星期前她给他买的深蓝色丝绸睡衣。他抱怨过冷——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床上感觉过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