猾的交易？

    没有。

    她拿起床头电话簿，寻找“殡仪员”，这个词当然是不会出现的。“葬礼指挥”。她总是和他一样对此类事情感到愤怒。殡仪员，看在上帝的分上，殡仪员有什么不妥的吗？她转头看着他，发现自己就这样把他留在那里，无助地暴露着。拨号码前她又重新盖上床单和羽绒被。

    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问她，有没有医生在场，医生还没有到吗？

    “他不需要医生。我进来时他已经死了。”

    “是什么时候？”

    “我不清楚——大概二十分钟前吧。”

    “你发现他死了？那么——你的医生是谁？我打电话叫他过去。”

    尼娜和刘易斯正式讨论自杀的时候，她记得，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这件事要保密还是公开。某种程度上，她确信他想公开。他想让人们知道，他这样处理自己的问题是可敬的和明智的。另一方面他也许不想曝光。他不想让任何人觉得，这是丢了工作的结果，他和学校的斗争失败了。让人们以为他是因为那个失败而屈服于此的——这会使他大发雷霆的。

    她把床头柜上的药包，满的和空的，都找了出来，冲下了马桶。

    殡仪人员带来的都是本地人，又高又壮的小伙子，有他原来的学生，无法掩饰的紧张与难堪。医生也很年轻，是个陌生人——刘易斯的医生去希腊度假了。

    “那也算是有福了。”医生充分了解到事实后说。听到他这么公开地认可，她有点吃惊，她认为刘易斯如果能听见，会从这话里捕捉到一点讨厌的宗教意味。医生接下来的话不那么让人吃惊了。

    “你想和什么人谈谈吗？我们现在正好有人可以，你知道，帮助人们缓解情绪，理清思绪。”

    “不用，不用了。谢谢。我没事。”

    “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吗？要给朋友打电话吗？”

    “噢，是的，要的。”

    “你现在想给什么人打电话吗？”

    “是的。”尼娜说。她在撒谎。医生、年轻的抬尸者和刘易斯刚刚离开房间——刘易斯像家具一样被包裹着，防止磕碰——她就得继续她的搜查。现在局限于床周围似乎是愚蠢的。她翻遍了自己挂在卧室门背后的睡衣。这是绝好的地点，每天早上她都穿着它急赶着去弄咖啡，她总是能在口袋里掏到舒洁牌纸巾和口红。除了这，他也许还会从床上起来，穿过房间——没有她搀扶，他已经几个星期没迈过一步了。

    但是为什么便条要昨天就写好和放好呢？几星期前就写好藏起来不也是很可能的吗，尤其是他不清楚自己写字能力的衰退程度？如果情况是那样，那就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在她的抽屉里——她现在正在翻。或者香槟酒瓶下面，那是她买来给他庆祝生日的，放在橱柜上，提醒他还有两个星期了——或者在这些天她翻过的书页间。实际上他不久前问过她：“你现在自己读什么书呢？”他的意思是除了读给他听的书——南希·弗里德里奇写的《伟大的弗里德里奇》。她选择给他读戏说历史类的书——他受不了小说——科学书留着他自己读。她告诉他：“只是一些日本小说。”边说边举起书。现在她正把别的书拨开，寻找那本书，把它倒置地握着，摇晃书页。每本被她推开的书都受到同样对待。她习惯坐在上面的椅子垫被抛到了地上，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最后沙发上的所有垫子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咖啡豆被从罐子里摇出来，以防他反常地在那里藏了告别信。

    她不需要什么人在她身边，监督她的搜查——尤其是灯全都开着，窗帘也没拉下来。没有人提醒她要控制自己。天已经黑了一会儿了，她想起来应该吃些东西了。她也许可以打电话给玛格丽特。但是没有。她起身去拉上窗帘，结果却把灯关了。

    尼娜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