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是，是意外。当时天已经黑了，他骑着摩托车行驶在石子路上，后来便驶离了路面。有人发现了他，陪着他，救助很及时，但他不到一小时就死了。他受了致命伤。

    他母亲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他的伤是致命的。她听起来似乎很快就认命了，根本不感到奇怪，态度跟皮埃尔说“自杀”的时候一样。

    在那之后，皮埃尔和梅里埃尔几乎不谈论死亡本身，只谈葬礼，酒店房间，需要请全职住家保姆。他的西装需要洗，白衬衫也搞定了。这些都由梅里埃尔来安排，皮埃尔以丈夫的方式不断地检查她的进展。她明白他希望她控制好情绪，就事论事，像他一样，不要自以为可以恣意悲伤——他确信——她并不真的感到悲伤。她问过他为什么说是“自杀”，他告诉她：“我只是这么想的。”她认为他的回避是一种警告，甚至是谴责，仿佛怀疑她从死亡——或从他们与死者的亲近关系中——汲取了一种可耻和自私的情绪。一种沾沾自喜的病态的兴奋。

    在那个年代，年轻的丈夫们是很一本正经的。不久前他们还是求爱者，几乎是玩物，奴颜婢膝，因为性的痛苦而绝望。当婚姻之实已是铁板钉钉，他们就变得果断，挑剔。每天早上去上班，脸刮得干干净净，年轻的脖子上打着领带，在无名的工作中打发一个又一个白天；晚饭时回家，挑剔地看一眼晚餐，抖开报纸，举着，挡在自己与厨房、疾病、情感和孩子的一团混乱中间。他们要迅速掌握很多东西。如何对老板毕恭毕敬，如何管理妻子；如何在抵押贷款、挡土墙、草坪、排水管、政治，以及如何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中以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这些事情上享有权威。那么，可以溜回第二个青春期的是女人——在白天，在承担照料孩子这种惊人的责任之余。丈夫不在，精神放松。梦想的叛逆，造反的聚会，高中时那种阵阵狂笑，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在他付费的四壁间迅速滋生。

    葬礼之后，一些人被邀请回到乔纳斯父母在丹达瑞夫的家中。杜鹃花篱正在盛开，红色、粉色和紫色的花。有人向乔纳斯的父亲称赞他的花园。

    “啊，我不知道，”他说，“我们当时得在仓促之间弄出个样子来。”

    乔纳斯的母亲说：“恐怕算不上什么午餐，只是便饭。”大多数人在喝雪利酒，一些男人喝威士忌。食物摆在加长的餐桌上——鲑鱼冻和饼干、蘑菇馅饼、香肠卷、柠檬软蛋糕、切好的水果和杏仁曲奇饼，还有虾、火腿和黄瓜牛油果三明治。皮埃尔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他的小陶瓷盘子上，梅里埃尔听见他母亲对他说：“要知道，可以回来再添的。”

    他母亲不在西温哥华住了，是从白石城赶过来参加葬礼的。她已经没有底气直白地训斥儿子了，毕竟皮埃尔现在是老师，而且结了婚。

    “还是你以为不会有剩下的了？”她说。

    皮埃尔漫不经心地说：“也许剩下的都是我不想吃的。”

    他母亲对梅里埃尔说：“你的衣服很漂亮。”

    “是的，不过你看。”梅里埃尔说着抚平她在仪式上坐出来的皱褶。

    “这就是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

    “什么问题？”乔纳斯的母亲欢快地边说边把一些馅饼放到加热盘里。

    “亚麻布的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梅里埃尔只是在说她的裙子皱了”。——她没有提“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我说亚麻就是这样的。”

    乔纳斯的母亲也许并没在听。她望着屋子另一头说：“那是给他看病的医生。坐自己的飞机从史密瑟斯来的。我们觉得他人真是太好了。”

    皮埃尔的母亲说：“那真太冒险了。”

    “是呀。我想他就是那样照顾偏远地区的病人的。”

    他们在谈论的人正在和皮埃尔讲话。他没有穿西装，但